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赵婉莹

　　读完樊代明院士接受国际抗癌联盟（UICC）的专访译稿，近九十五分钟的对话浓缩了中国肿瘤事业数十年的发展轨迹，既有对个人成长的回望，也有对国内肿瘤防控的复盘，更站在全球公共卫生的视角，探讨医学发展的底层逻辑。整篇访谈没有空洞的口号，以真实的数据、鲜活的思考，向世界讲述中国抗癌故事，也引发我对现代肿瘤医学发展方向的深度思索。

　　樊代明院士的医学初心，始于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经历。青年时期的他曾是西藏的边防战士，手中钢枪守护家国安宁，而战友因肠梗阻得不到及时救治离世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从扛枪卫国的战士，到治病救人的消化科医生，这份选择不是偶然，而是目睹生命逝去之后生出的责任与悲悯。也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贯穿了他此后数十年科研、临床与协会管理的全部工作。当很多医学研究者埋头于实验室、紧盯病灶与基因的时候，樊代明院士始终提醒所有人：我们治疗的不是肿瘤病灶，而是活生生的人。这份人文底色，也成为整体整合肿瘤学思想萌发的源头。

　　访谈中总结的中国肿瘤事业三十年三大里程碑，让我真切看见我国肿瘤医学从“跟跑”走向自主创新的完整历程。很长一段时间，国内临床直接照搬国外肿瘤诊疗指南，忽略了人种、生活环境、疾病谱系的巨大差异。同样是肝癌，西方国家多由丙肝诱发，而我国肝癌多源于乙肝感染；食管癌在中外的病理分型、发病诱因截然不同；中国乳腺癌患者的发病年龄也整体早于西方人群。照搬外来经验，就难免出现“水土不服”。为此，中国抗癌协会集结一万六千名国内专家，耗费数年编撰属于中国人的肿瘤诊疗指南。这份指南区别于国际指南，大量采用中国本土临床数据，纳入中医药诊疗方案，建立稳定的更新机制，补齐了国内肿瘤诊疗长期存在的短板。

　　以本土指南为根基，全国开展上万场医师培训，辐射亿万医务工作者，直接推动我国肿瘤五年生存率从33.3%提升至43.7%。十个百分点的提升背后，是每年数十万生命得到延续。不止向内深耕，中国肿瘤的经验也开始走向世界，指南被翻译为十六种语言传播到一百五十六个国家，本土原研抗肿瘤药物走出国门，国际学术峰会面向全球直播，数亿受众从中了解中国抗癌实践。拥有本土指南、实现生存率显著提升、形成全球影响力，这三座里程碑，标志着我国肿瘤学界完成从学习者到创造者的身份转变。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更是医学话语权的回归。

　　在现代医学高度专科化的时代，樊代明院士提出的“整体整合肿瘤学”，是整篇访谈最振聋发聩的思考。现代医学不断细分，专科越来越精密，我们可以精准定位某一个基因、某一条分子通路，攻克无数过去无解的难题，但同时也滋生出新的困境：专科壁垒将病人“切碎”，医生只看见器官与病灶，却看不见完整的人。多学科会诊MDT是临床常用模式，但仅仅把各科专家召集在一起讨论病例远远不够，如果缺少统一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依旧容易陷入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困局。

　　由此，整体整合肿瘤学提出“三全”理念：一切为了病人、为了所有病人、为抗癌事业全程负责。医学手段的选择，不能取决于医生擅长做什么，而取决于患者真正需要什么；诊疗覆盖每一位患者，不分病情早晚；服务贯穿预防、筛查、治疗、康复、姑息照护的全周期。与此同时，提出抗癌、控癌、扶生的全新思路。不再简单把肿瘤视作外来敌人，一味追求彻底杀灭癌细胞，而是重视控癌，从毒素、感染、激素、代谢、心理多维度去除肿瘤发生的根源，促使癌细胞休眠；重视扶生，保护人体自身对抗肿瘤的内在生命力。

　　这套理论重新审视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的价值。中医药不是简单的辅助补充，而是深度融合进整体治疗体系之中。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针灸缓解难治癌痛、调节肠道菌群逆转耐药，诸多实践证明中医药在固本培元、减轻放化疗副作用、预防复发上具备独特优势。樊代明院士的比喻令人印象深刻：患者不必在中医和西医之间二选一，就像孩子无需在父母之间做出取舍。同时他也客观指出，中医药需要现代科学的验证，但不能直接套用西医评价体系，不能用尺子去称量重量，要尊重不同医学体系自身内在逻辑。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打破非黑即白的对立，为中西医融合发展指明方向。

　　访谈同样直面我国肿瘤防控现存的现实难题。我国正遭遇肿瘤疾病谱的双重转变，乙肝、幽门螺杆菌、HPV等感染相关肿瘤在防控干预下逐步下降，但伴随着城市化、老龄化、生活方式变化，结直肠癌、乳腺癌等代谢相关肿瘤发病率持续走高。经济发展带来生活改善，却也滋生吃得多、运动少、心理抑郁等健康隐患，“富起来也病起来”的现实警示我们，社会发展必须兼顾民众健康。

　　烟草防控、二手烟危害依旧是悬在社会头顶的难题，控烟不只是医学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治理命题。肿瘤治疗的“经济毒性”同样无法回避，即便我国医保覆盖面持续扩大，依旧有不少家庭因为重病陷入困境。国家医保谈判实现药价大幅下降，但也要把握平衡：既要让普通患者买得起药，也要保障药企合理生存，维系创新研发的动力。对于CAR?T、质子治疗等前沿昂贵技术，需要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协同发力，循序渐进推进落地，不能急于求成。

　　如何让大城市顶尖医疗水平下沉到县乡基层，缩小区域医疗差距，也是绕不开的考题。依靠指南培训、医师进修、远程医疗、分级诊疗，推动基层承担早筛预防，上级医院承接复杂治疗，这套实践经验，也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谈及AI在肿瘤领域的前景，院士的观点充满辩证：人工智能不会取代医生，但不懂人工智能的医生终将被时代淘汰。技术本身没有善恶，能否缩小健康差距，取决于制度如何引导技术发挥作用。

　　面向全球，访谈传递出开放合作的大国视野。肿瘤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打赢抗癌之战。回顾过往，我国的医学进步离不开国际同行的帮助，如今我们也愿意输出经验，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持。但援助不等于制造依赖，真正的帮扶是普及科普教育、输出适配本土情况的诊疗指南、帮助建设本国人才队伍，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本土医疗能力。基础科研不是富裕国家的奢侈品，而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地基，哪怕经济条件有限，也要针对性布局科研，才能走出依附他国技术的困境。

　　访谈结尾的思考更超越肿瘤医学本身。当下基因组学、免疫治疗、人工智能飞速迭代，技术力量空前强大，但医学的根本不能被技术掩盖。技术可以修复病灶，却无法替代共情与人文关怀。西方科学带来精密的诊疗工具，而东方古老智慧中“以人为中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可以弥补专科化医学的短板。将二者融会贯通，才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正如访谈结尾的口号：“肿瘤防控，整合取胜。”

　　读完这篇专访，我深刻意识到，好的医学从来不是冰冷的技术堆砌。先进的药物、精密的仪器固然重要，但医学的初心永远是守护完整的人。中国抗癌事业数十年的进步，不是依靠某一项神药或者单一政策，而是国家制度、科研创新、临床实践、大众科普、国际合作共同构筑的生态体系。既要埋头深耕科研，追求技术突破，也要抬头回望人文本源，坚持本土实际，兼顾全球人类的共同健康需求。这篇对话不仅记录了中国肿瘤医学的发展，也为全世界肿瘤防控事业，贡献出一份来自中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