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委会  崔亚琼

　　近日，研读樊代明院士接受国际抗癌联盟（UICC）原主席独家专访的新闻稿，深受启发、深感振奋。专访中，樊院士围绕“抗癌、控癌、扶生”这一主线，系统阐述了整合医学理念下肿瘤防控的实践逻辑，并就中国肿瘤学界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作出深刻判断。作为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深切感到这篇专访不仅是对中国肿瘤防控道路的一次理论提炼，更是对肿瘤标志物工作站位、方向和评价标准的一次重要校准。

　　一、深刻把握“控癌”理念对肿瘤标志物工作的战略启示

　　樊院士在专访中明确区分“抗癌”与“控癌”，强调不应将肿瘤防控简单理解为直接杀死癌细胞，而应着眼于抑制癌细胞生长和扩散，并通过祛除毒素、控制感染、纠正激素失衡、调整代谢、干预心理健康等路径实施综合干预。这一论述的深层意义在于，把肿瘤防控的关口前移、链条拉长、逻辑深化。对于肿瘤标志物工作而言，这意味着标志物的功能不能止于“发现已经发生的癌症”，而应前移至“识别可控病因与风险窗口”。乙肝病毒标志物之于肝癌、幽门螺杆菌抗体之于胃癌、HPV分型之于宫颈癌，均是标志物嵌入病因干预和风险管理的现实例证。控癌的逻辑在于管住让癌细胞生长的条件，而标志物正是条件是否被有效管住的可量化读数。专委会推动肿瘤标志物临床应用，应当自觉嵌入“控癌”链条，服务于病因干预、风险分层和全程监测，而不能停留在单纯追求更早诊断的技术竞赛中。这是站位问题，也是方向问题。

　　二、自觉将专委会工作融入健康中国癌症防治行动大局

　　专访中，樊院士以我国乙肝防控实践说明主动干预对降低肝癌发病率的积极作用，强调“主动干预是最有效的预防策略”。这一判断提示我们，肿瘤标志物工作的价值不能仅在实验室和检验单上衡量，而应放到健康中国战略和癌症防治行动的大盘子中审视。专委会近年来推动《肿瘤标志物异常结果分析案例集》、临床应用共识以及资源、培训、交流、服务、评价、合作六大体系建设，本质上是在为预防、筛查、诊断、治疗、管理一体化的癌症防控体系提供“分子语言”和决策依据。然而，站在国家战略层面，专委会工作还需进一步回答三个问题：标志物如何让基层医生看得懂、用得上；阳性结果如何进入干预闭环；高风险人群如何被纳入后续管理。若标志物只产生异常值而无配套控癌动作，则难以转化为真实的健康收益。因此，六大体系应进一步围绕“控癌闭环”加以组织，把标志物从实验室指标转化为临床路径中可操作的决策节点，切实服务癌症防治行动和人民健康。

　　三、以整合医学理念完善肿瘤标志物评价与转化体系

　　樊院士反复强调“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疾病为中心”，指出“专科化给我们力量，整合给我们方向”。这对肿瘤标志物评价具有直接的方法论意义。一个标志物面板是否优良，不能仅以AUC高低和论文层次为尺度，还应考察其是否嵌入多学科整合路径、是否改变患者管理决策、是否带来患者端净获益。尤其应当看到，樊院士提出“扶生”的必要性，正是因为许多治疗手段在杀灭肿瘤的同时可能损伤人体自身的控癌能力。这提示标志物评价体系长期缺少一个维度，即对“扶生”是否友好。需要反复穿刺取材的标志物，或灵敏度虽高但假阳性率居高不下、导致患者反复复查并产生焦虑的标志物，在技术报告上可能表现优良，但在“扶生”尺度下未必如此。专委会在推动新技术、新标志物落地时，应将患者净获益、全流程负担和基层可及性纳入更重权重。这不是削弱科学标准，而是把整合医学理念落实到标志物评价与转化的实处，使技术指标服从于人的健康结局。

　　四、在国际肿瘤治理中贡献中国肿瘤标志物方案

　　樊院士在专访中指出，中国肿瘤界最深刻的变化是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有了自己的声音”。肿瘤标志物领域同样面临从跟随国际标准到参与塑造标准、贡献中国证据的转变。我国具有庞大的临床资源、丰富的癌种谱系、独特的病因结构和日益完善的基层筛查网络，这为形成自主的肿瘤标志物临床证据体系提供了条件。专委会应当有意识地将真实世界数据、多中心共识和基层应用经验转化为可国际交流的“中国方案”，在国际平台上讲清楚中国如何以标志物支撑控癌、如何以整合路径提升可及性。这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服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标志物虽小，却是全球肿瘤防控对话中一种可通约的科学语言；用好这一语言，是中国肿瘤学界从“领跑”走向“引领”的一项基础工作。

　　作为专委会工作人员，研读这篇专访，深感责任在肩。下一阶段，专委会工作应更加自觉地服务国家战略、贴近临床一线、面向国际前沿，把研究做在临床一线，把共识落到基层路径，把评价归于患者获益。唯有如此，肿瘤标志物工作才能从“技术辅助”走向“战略支撑”，在抗癌、控癌、扶生的统一中体现中国肿瘤标志物人的站位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