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院 任立伟

　　昨晚看了一场“全球健康对话”，是樊代明院士接受国际抗癌联盟原主席、约旦的Princess Dina Mired的独家专访。对面是有九十多年历史、一百七十多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谈的是中国癌症的三十年。看完我合上电脑，脑子里反复出现的不是那些大数字，是开场的一个细节。

　　樊院士讲他为什么学医。年轻的时候在西藏当边防战士，一个战友突然肚子疼、呕吐，那时候医疗条件差，直到战友吐出粪便，大家才意识到是肠梗阻，人最后还是没救回来。他说这件事深深震动了他，从那以后才考进军医大学，做了消化内科医生，又走进肿瘤。

　　这段开场我读了好几遍，我认为它其实已经回答了整场专访最核心的那个问题。整场专访，樊院士把中国癌症的三十年归结成三个里程碑。第一，中国有了自己的指南。一万六千名专家用了两三年，写出一套覆盖五十三种癌种、七十二种治疗方法的指南。这套指南有三个特点：更适合中国人，国际指南只有4%的中国数据，我们的有60%；纳入了中医药；三年更新一次。第二，五年生存率从十年前的33.3%提到现在的43.7%，提高了十个百分点，每年五百多万新发病人，等于每年多救五十多万条命。第三，中国方案走出去：指南翻译成十六种语言，推到一百五十六个国家，国际峰会累计听众超过5.4亿，去年抗癌药出口1350亿美元。

　　这三个数字排在一起是一件事：先有自己的判断，再有自己的结果，最后有自己的声音。但樊院士反复强调，我们不只是分享技术和药，更重要的是分享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这句我记下来了。他把这套思维方式概括成三板斧：抗癌、控癌、扶生。

　　抗癌，是把肿瘤当敌人打。可肿瘤细胞不是外来入侵者，它来自人自己的细胞，从胚胎时期就在。它长起来，是因为身体控制细胞生长的自然力失效了。如果只用手术、化疗、放疗这些硬办法，常见晚期癌症的五年生存率只有两成左右。于是有了控瘤：不急着杀死癌细胞，先把让它长起来的原因去掉。他列了五种，毒素的、感染的、激素失衡的、肥胖代谢的、抑郁的。乙肝、幽门螺杆菌、人乳头瘤病毒等，这些病因他讲过很多年，这次放到国际场合里讲，还是那句朴素的话：把前头的问题解决了，后头的问题自然缓下来。再往后是扶生：支持身体自己的生命力。他说很多治疗手段本身就在损伤这种能力，而中医药的价值，正在于护住它。

　　这三步，本质上是从“以疾病为中心”走到“以人为中心”。我最服的是他回答高度专科化风险的那段。他说专科化给我们力量，整合给我们方向，没有整合的专科化是空的，没有专科化的整合是盲的。心脏专家看心脏，肺科专家看肺，肿瘤专家看肿瘤，可病人不是一个器官的集合，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人有心脏病，可能同时有肺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家里的难处。这些东西不会出现在影像报告和病理单上，但它们真实存在，而且实实在在地影响疗效和生活质量。

　　他还讲，要从循证医学走向询证医学。不是不要证据，是不把证据当最后的答案。证据只是参考，不能代替临床判断，要加上医生几十年的经验，加上病人自己的感受。病人说有效，才是真的有效。这句话听着朴素，其实是把“证据”这把尺子放回了它该在的位置。

　　读到这一段，我才想明白这场专访为什么要放在“全球健康对话”的台子上。它不是一场成就汇报。那些亿、那些万、那些百分比，都是同一次转身的注脚。这转身，先落脚在把病放回人里。指南也好，生存率也好，走向世界也好，落点都不是我们有多少药，而是病人有没有被当成人。再落脚在把中国放回自己里。他讲得很直白，几十年我们跟在后面，用别国的指南、看别国的数据、走别国的方向，现在有了自己的流行病学、自己的遗传背景、自己的临床实践和药，才从学习者变成创造者。自主不是关上门的自大，是先把自己认识清楚。还落脚在把技术放回目的里。他讲到人工智能，说AI现在不能取代医生，但不懂AI的医生会被取代，要么被AI取代，要么被懂AI的医生取代；后面又补充了一句，技术本身没有好坏，一把刀能伤人也能救人，全看握在谁手里。这其实是同一句话，工具永远排在目的后面，而医学的目的，从来是一个具体的人。

　　专访最后，他讲了一个更远的事。法国总统曾请七十五位诺贝尔奖得主讨论人类如何生存下去，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人类要继续生存、并且活得更好，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多年前，向孔子的智慧学习。他说，孔子的智慧是整体观，是以人为中心，是人与自然和谐。东方哲学和西方科学整合起来，才是面向未来的医学。

　　作为一个学生，我未必能立刻接住这句话的全部重量。樊院士讲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国成就，开场却从四十多年前一个没救回来的战友讲起。一个人一场病，记了一辈子，成了所有指南和生存率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