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院 任立伟
9月22日下午,2026中韩抗癌峰会在线上举行,由中国抗癌协会、韩国癌症学会、世界整合肿瘤学会共同主办,是协会国际抗癌系列研讨会的第37期,也是中韩在肿瘤医学领域的第一次高层战略对话。王瑛副理事长致辞,季加孚院士主持,樊代明院士与韩国国家癌症中心的梁汉光教授、崔圭善教授和浙江省肿瘤医院程向东教授先后报告,末了是一场圆桌讨论,会议结束时线上观众达到1350万。四个小时听下来,数据很多,我最想记下来的是樊院士在圆桌上的一句话:查得早,不等于活得好。
樊院士的报告题为《中国肿瘤整合诊治的发展》。他先摆负担:中国的癌症患者占全球近四分之一,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癌症死亡发生在中国,每天有8000人死于恶性肿瘤,而西方国家的五年生存率接近70%,中国只有40%。他说,正因为病因谱不同,中国要有自己的指南,比如肝癌在西方以丙肝感染为主、中国以乙肝感染更普遍,而丙肝相关肝癌已能通过抗病毒疗法治愈,两者处理完全不同。CACA指南由16000余名专家编制,全文超过1200万字,涵盖125个专题、53类肿瘤,覆盖国内约97%的肿瘤患者,每三年修订一次。他特别提到技术指南把精准控瘤写进核心要素,意思是着眼调控癌细胞的增殖,而不是无差别地彻底清除。这一句我抄在本子上了,它是"控瘤"两个字落进指南条文里的样子。
浙江省肿瘤医院程向东教授讲用人工智能做胃癌防控。中国胃癌每年新增34.2万例,约占全球一半,五年生存率约35%,日本是64.6%,韩国是78%;差距出在检出率,中国不到20%,日本70%,韩国接近80%。国内现在先用问卷找高危人群再做胃镜,检出率只有1.16%。他团队的GRAPE模型是全球第一个基于常规腹部平扫CT的胃癌筛查模型,建模用了10万余人、来自18个临床中心,外部验证纳入18000余人,曲线下面积0.927;真实世界的10万余例中,模型只把6.2%的人标为高风险,这批人做完胃镜,胃癌检出率24.49%,而问卷方案把20%到25%的人划为高风险,检出率只有1.16%,相差约24倍,研究2025年发表在《自然医学》。他们还做了能一次平扫筛查六种腹部肿瘤的OLIVE模型,前瞻性试验正在进行。
韩国两位讲者讲的是他们走过的路。梁汉光教授说,韩国男性吸烟率从66%降到30%,肺癌发病率随之下降;而以"胃癌"为关键词检索,樊代明院士的H指数排在全球第九位。崔圭善教授盘了二十五年的账: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从每十万人250降到150,降了40%;五年相对生存率从43%升到74%;胃癌筛查参与率77%,早期检出率从52%升到73%;控烟让标准化发病率降20%,婴儿乙肝疫苗使肝癌风险降低53%。这些数字背后不是某一项技术突破,而是一整套从预防到照护的国家安排。
整场会里让我记最久的,是圆桌讨论中樊院士的发言。中国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十年前约33%,现在到了43%,他判断未来十年之内应该能达到50%以上。讲完这个数,他没有顺着成绩说下去,而是转向另一头: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美国三亿多人口,每年因恶性肿瘤死亡近70万;中国14亿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死亡数按人口平均反而比美国低不少。美国筛查做得更好,早期肿瘤发现得更多,可晚期发生率并没有相应降下来,因为有大量"沉默的肿瘤",前期一直没症状,等到就诊时已是晚期。他还说,美国医疗开支占GDP比例很大,人均预期寿命却与中国接近。查得早不等于活得好,花钱多也不等于活得久。梁汉光教授随后也说,所有的早期检测不一定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韩国甲状腺癌曾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做乳腺癌筛查时顺带做了甲状腺超声,但2013年他们修订指南,不再推荐常规筛查甲状腺癌,因为筛出来并不能降低这种癌的死亡率。樊院士对预防的位置只补了一句: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主导,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
听完这几个小时,我最大的收获是把"防"和"治"的先后想清楚了一点。樊院士说,中国没能达到韩国那样的数字,首先有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全国医务人员水平不完全一致的原因,他讲得很坦然。韩国的经验说明,控烟、疫苗、全民筛查、几乎全民的公立保险,这些看上去都不像"医学突破"的动作,最后都变成了生存率曲线上的数字;而今天看到的技术,比如一次平扫筛查六种腹部肿瘤的模型,是把"早"这件事做得更省、更可及。技术往前推,思路往回调,一头是更准的筛查,一头是更少的过度治疗,中间站着的才是活着的病人。四位讲者反复说的,其实是同一句话:预防最省钱,也最有效。
作为青年医学研究生,这场会还让我看到,整合医学已经拿到国际场合去对话:协会的研讨会开到第37期,听众来自85个国家,线上浏览量超过5.4亿次。樊院士说,CACA指南要助力中国提升剩下的60%的生存率,也要为国外解决他们剩下30%的问题提供参考。我能做的还是那件小事:把手上的研究做扎实,同时把"治人"和"防病"放在同一个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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