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系肿瘤整合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 石钰

　　2026年9月15日晚，CACA前沿播第64期如约而至。本次会议聚焦于樊嘉院士团队在《Science》上发表的肝癌肺转移重磅研究——“肝癌细胞‘抢滩登陆’肺部的生死之战：时空多组学揭示转移定植中的免疫逃逸与微环境重塑”。这不仅是一场关于时空多组学、代谢重编程与免疫微环境的顶级学术盛宴，更是一次关于肿瘤治疗底层逻辑的深刻洗礼。

　　樊嘉院士团队首先为我们详细解码了肝癌肺转移的复杂生物学过程。肿瘤转移一直是制约肝癌患者长期生存的瓶颈。传统研究往往受限于时间分辨率低和缺乏高精度空间信息，而该研究通过建立单细胞尺度下的时空多组学数据集，首次完整还原了肿瘤细胞从播散、休眠、复苏增殖到宏转移的全过程，将研究单元由“单个DTC（播散肿瘤细胞）”扩展至“DTC生态位”。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突破，是对“转移定植”这一关键限速瓶颈的解析。研究发现，播散肿瘤细胞（DTC）在肺部的定植并非单向线性调控，而是与肺部微环境（TME）协同演变的“时空连续谱”。其中，AT2细胞（肺泡上皮细胞）扮演了极为特殊的“教育者”角色——它诱导DTC上调PHGDH基因，使其进入休眠状态并抑制细胞因子表达。这种高表达PHGDH的DTC处于“免疫荒漠”微环境中，通过调控一碳单位代谢，生成SAM，进而促进H3K27me3表达，沉默了趋化因子（如Cxcl9、Cxcl10），从而成功逃避T细胞的追杀。更值得警惕的是，Cx3cr1+巨噬细胞（IM）被招募，为DTC的复苏和增殖构建了免疫抑制的前奏生态位。

　　这启示我们，PHGDH高表达并非DTC的“固有特性”，而是其在特定时空下的“瞬时适应”。这直接引出了临床转化的核心——“靶点+时机”的双维决策。抗转移治疗不仅要寻找靶点，更要抓住微-宏观转移过渡期的“适应性窗口”。正如点评专家平轶芳教授所言，转移是一个分阶段的动态过程，未来的病理诊断不应局限于4微米的二维切片，而应重视三维空间结构，借助AI模型结合原发灶和血液指标，去预测肿瘤未来的演进轨迹，为临床提供更精准的干预依据。

　　如果说专家们的报告是精雕细琢的“点”和“线”，那么樊代明院士的总结则将整场会议提升到了哲学与战略的高度。樊院士以极其生动且深刻的语言，描绘了肿瘤转移的“五步曲”：从原发灶脱落的“众叛亲离”（E-cadherin缺失），到降解基质、穿透血管的“披荆斩棘”（金属蛋白酶作用），再到随血流播散的“远走他乡”（细胞骨架作用），进而在远端器官“安家落户”，最后“生儿育女”形成宏转移。这五个环节，任何一个分子的缺失都可能阻止转移，而这一切，都受制于人体自身的“自然力”。

　　樊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我们以“抗癌”为主导，手术、放化疗轮番上阵，在杀死肿瘤的同时也杀死了正常细胞，导致许多中晚期患者并非死于肿瘤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中国哲学讲究“保人”，医学不仅是科学，更是人学。他用“懒政”和“汉奸”来比喻人体免疫微环境失衡的状态：当人体自然力下降，免疫细胞“躺平”甚至倒戈（如M2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肿瘤便乘虚而入。

　　因此，樊院士重磅强调，中国抗癌事业必须从“抗癌”走向“控瘤扶生”。对于早期肿瘤，我们要坚决杀灭；但对于已经切除或处于中晚期的患者，切忌盲目进行所谓的“预防性放化疗”。因为此时肿瘤负荷已大大降低，过度干预反而可能打破平衡，激发休眠肿瘤细胞的“爆发”与觉醒。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扶生”上——保护人体的自然力，以患者为中心（Patient-centered care），甚至要善用中医药的智慧。樊院士提到，许多患者在无力承担后续治疗后回家休养，反而活得更好，这正是人体自然力在发挥作用。老外已经开始转变理念，我们更要树立文化自信，用中国哲学指导我们的科研与临床。

　　本次会议不仅是对前沿科学的探索，更是对青年学者科研范式的一次重塑。樊嘉院士团队的研究不仅在于其技术的先进，更在于其将临床问题与基础研究深度融合的“全息”视角。它告诉我们，肿瘤转移是一个多分子、多细胞、多阶段的系统协同演变过程，任何试图用单一分子解决全部问题的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

　　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们既要深入分子机制的微观世界去“控瘤”，更要跳出局部，用全局、动态、整合的视角去“扶生”。我们要时刻牢记，科学是有局限性的，只有将微观的时空组学突破与宏观的整合医学理念相结合，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对患者整体生命的照护，才能真正实现医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