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系肿瘤整合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 石钰

　　2026年8月25日晚，我有幸在线观看了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的“CACA青年先锋”第10期学术直播。本次会议聚焦癌变起源、克隆演化、肿瘤早期演进与治疗获得性耐药三大核心问题，三场专题报告由起点溯源到过程追踪，再到治疗压力下的适应性演化，系统呈现了癌症发生发展的动态全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胡政教授从肿瘤的起源开始阐述，其团队自主开发了高分辨单细胞谱系追踪系统（eSMALT），并与单细胞转录组技术耦合，实现了对肿瘤多阶段演进过程的持续记录和细胞亲缘关系重构，从肿瘤起源思考肿瘤防治。例如研究发现肠息肉早期常呈多克隆起源，而恶性结直肠癌则更多表现为单克隆扩张，部分成熟分化细胞可在炎症和组织损伤修复环境中发生谱系转换，重新获得干细胞样状态，提示肠癌的发生可能是“劫持”了组织修复程序。这一发现表明肿瘤从一开始就是单克隆恶性转化，也并非都是纯粹的随机突变积累。这一发现对于临床具有直接价值——单克隆性与更大的息肉体积、更高的病理级别相关，有望成为癌前病变风险分层的新指标。换言之，同样是息肉，“出身”不同，命运迥异。这为临床判断哪些息肉需要积极干预、哪些可以定期随访提供了更精细的依据。

　　不仅要看见肿瘤的变化，还应看见肿瘤预警的标志物，得以干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汪源教授团队开发了基于突变型p53蛋白水平高积累的knock-in双荧光报告系统，首次实现了对深层器官中微量癌前细胞的特异性标记和活体示踪。它能够追踪低至数十个细胞的微小克隆，精准捕获了p53高积累的癌前细胞群体，并通过单细胞测序描绘了其转录特征。更令人振奋的是，在癌前信号刚刚出现时使用CD98抑制剂进行早期干预，可以有效抑制肿瘤发生；而同样的干预对已经形成的终末期肿瘤却几乎无效。因此靶点的可干预性不仅取决于靶点本身，更取决于干预的“时间坐标” 。在肿瘤研究中，我们常常过度关注“用什么药”，却忽略了“何时用药”可能是决定成败的更关键变量。此外，以胶质母细胞瘤为例，利用高灵敏度成像系统构建了术后微小残留病灶模型，揭示了浸润区肿瘤细胞通过分泌C1QL1分子，同时实现两项“恶性工程”：一是促进胶质瘤细胞间形成肿瘤微管网络，二是主动修剪正常神经元的突触连接，并在竞争基础上形成功能性的肿瘤-神经元恶性突触。这一发现将肿瘤神经生物学从“旁观者效应”推向“主动参与”的新高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崇教授则直接下场干预肿瘤耐药，他明确指出，经典的克隆演化模型不能解释所有耐药现象——许多耐药过程并未检出新的基因突变，而是以表观遗传重塑为基础的谱系转变在扮演核心角色。在膀胱癌化疗耐药模型中，他们发现化疗敏感肿瘤在治疗压力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鳞状分化，进入一种“半鳞状状态”，从而获得耐药性。但最巧妙的在于，他们并没有试图逆转这种分化，而是利用这一分化特征——靶向CTSH进一步推动这些细胞走向终末鳞状分化和凋亡，从而实现选择性杀伤耐药细胞。这种“顺势而为”的分化治疗策略，打破了“耐药即需要更强杀伤”的惯性思维。

　　聆听三位青年科学家的报告，我最大的收获是：肿瘤学正在从“形态学”和“突变学”走向“动态系统生物学”。从胡政教授对多克隆起源的重新定义，到汪源教授对癌前“时间窗口”的精准锁定，再到陈崇教授对耐药“物理屏障”的揭示，每一步都在强调一个核心命题——肿瘤不是静态的敌人，而是一个持续演化的生态系统。我们面对的挑战，不仅是发现“坏分子”，更是理解其在时空维度上的“行为模式”。

　　樊院士在总结，一个细胞或分子的功能，在一种环境下是“好”的，换一种环境可能就“坏”了；对早期阶段是促进进展的，对晚期阶段可能恰恰是致死开关。因此，研究工作必须在一个个点上深入，但思维必须保持“关联性”和“整合性”，要不断在微观和宏观之间来回审视，才能避免以偏概全。

　　作为学习者，今晚的会议让我深刻理解到，肿瘤研究的未来不在于寻找“终极答案”，而在于建立一套动态的、可预测的、能够指导“何时做、做什么、何时停”的决策框架。从癌前筛查到早期干预，从耐药的破解到功能保全，每一步都需要这种整合思维。这堂讲座让我对“看见”与“干预”之间的辩证法有了更深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