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系肿瘤整合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 周晔禄
医学并非孤立的技术,而是扎根于文化沃土、贯通天人之际的生命哲学。
2026年7月24日,我有幸参加“整合医学与文化建设研讨会(第10期)”,在合肥的文脉流转中,完成了一场跨越两千年的精神对话。西汉刘安于秦火之后抢救诸子百家,今日医学在技术爆炸时代重构整体医学观。我恍然领悟,这不仅仅是一场研讨会,而是一次生命观、疾病观、医者观的重新启蒙。
一、重塑生命观:从“还原拆解”到“形神一体”
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根植于还原论的精微拆解——将人体化为器官、细胞、分子,层层深入,功不可没。但樊院士常警示我们:当还原走向极致,人便从整体中被“解构”为孤立的零件,疾病也退化为单纯的生物学异常,而患者的痛苦、意义与生活世界却被系统性地忽略。
研讨会上,陈先发主席梳理安徽三大文化谱系时指出:皖北道家思想、皖中《淮南子》智慧、皖南新安医学,共同构筑了安徽独有的医文融合根基。而新安医学“医道合一”的千年传承,正是这套整体生命观最鲜活的临床实践。《淮南子·原道训》开篇即提出一套截然不同于还原论的架构:“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形、气、神三位一体,彼此不可分离——这与当代系统生物学、心理神经免疫学的前沿洞见,在哲学意蕴上形成了惊人的跨时空呼应。
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治疗的是疾病(disease),而非病患(illness)。”前者指向孤立的生物学偏差,后者指向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感知、承载、回应这份偏差。整合医学的核心使命,正是缝合这道裂隙:它要求我们既抚形体之恙,更安心灵之扰,将文学、艺术、哲学纳入“养神”的处方,最终抵达《淮南子》所描绘的“形神俱妙”的健康境界。整合医学,不是多种疗法的简单叠加,而是生命观的彻底重构。
二、重构疾病观:以病为师,因势而导
如果我们承认生命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那么疾病便不应被简单视为必须格杀的敌人。诚然,在急性感染与外科急症中,以抗生素、手术刀为代表的“对抗”模式挽救了无数生命。然而,当面对慢性病与复杂疾病时,这种单一线性思维的局限性便日益凸显。
《淮南子·精神训》在描述病痛时有言:“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头,蜷局而谛,通夕不寐。”正是这种极致的痛苦,才让人对安宁的睡眠产生如此深切的渴望。这启示我们重新审视疾病的存在论意义——它或许是一封生命发出的加密电报,迫使我们在痛苦中停下脚步,审视被日常喧嚣掩盖的身心诉求。
现代医学长期沿袭“对抗”范式,层层递进,志在消灭。然而这场单向猛攻却催生了更狡猾的耐药性、更复杂的共病困局,也让患者沦为被动承受者。“以病为师”绝非消极的宿命妥协,而是一种更高阶的认知跃升。它要求医者跳出“消除症状”的单一目标,转而引导患者体察病痛背后的身心诉求,将治疗终点从“清除异常”升级为“重建生命秩序”。
这一认识论的翻转,与樊代明院士提出“扶生”的理念不谋而合。治疗不应再局限于分子通路的线性阻断,而是延展至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价值选择等系统层面的检视。相应地,治疗范式也应从“主体对抗”转向“系统博弈”。《淮南子·主术训》云:“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假舟楫者,能游而绝江河。”这种“善假于物”的古老智慧,在临床中即是“因势借力”的方法论。炎症的级联、代谢的淤滞、免疫的失衡——这些病理态势本身暗藏着可被引导转化的内在势能。
整合医学的精髓,从来不在于无限制地堆叠手段,而在于精准识别并调动一切可用之力:顺天时以调阴阳,合地利以适水土,聚人和以凝共识,最终将患者自身的修复潜能置于核心枢纽。恰如“草船借箭”,其精髓不在“借”的动作,而在洞察全局、顺势而为的智慧。最高效的治疗从来不是硬碰硬的消杀,而是四两拨千斤地引导生命回归平衡;最有价值的疗法,往往不是最昂贵的药物,而是最能唤醒人体自愈力的方案——这正是樊院士所说“恢复人体自然力”的题中之义。
三、重建医者观:做生命的守护者,不做零件的修理工
“医生”二字,重若千钧。谓之“医生”而不称“医病”,早已昭示:这个身份所面对与照护的,从来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温度、有故事的人,而非孤立的病灶或异常的指标。今天的医者,尤需以《淮南子》为镜鉴——这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著作,以道家为纲,融会儒、法、阴阳诸家思想,启示我们:唯有以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底座,博采众长,方能配得上“医治生命”这份神圣托付。
樊代明院士曾不无感慨地说:“现代医学教育培养了太多‘只懂分子的医生’,却缺少懂得‘人’的医生。”诚哉斯言。我们在“术”的层面已臻极致,却在“道”的层面多有亏欠。《淮南子·精神训》谓人体为一小宇宙,不通晓大宇宙的运行规律,何以调和小宇宙的阴阳平衡?若医者的认知始终被锚定在分子维度,无法上接人文、下连社会、外通自然,那么“医治生命”的承诺终会在技术的光晕中褪色。
最高明的治疗,从来不是一己之力的征服,而是顺势而为的转化;不是强行粗暴的干预,而是成全生命的自然生长。以术救人,以文化人,以道御人——三者兼备,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医。愿我们都能向着“上工守神,中工守心,下工守形”的方向前行,在虚实相生之间,守护住那份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我想,这是新医学与新文化最动人的相遇,也是健康中国建设最深厚的文化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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