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 消化系肿瘤整合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

　　2026年6月30日晚，CACA前沿播将目光投向上海长征医院肖建如、杨诚教授团队发表于《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的脊索瘤研究。对多数人而言，这是一组令人振奋的临床数据：客观缓解率24.2%，疾病控制率90.9%，中位无进展生存期28.4个月。但这些数字只是表象。这项研究真正的价值，是在脊索瘤这个全球药物研发的无人区，完成了一次从0到1的突围。

　　理解从0到1的意义，先要看清楚0意味着什么。

　　脊索瘤年发病率不足百万分之一，属于超罕见肿瘤。在药物研发的商业逻辑中，这样的患者基数意味着极低的市场回报预期，大型药企几乎不会主动布局。在学术研究的发表逻辑中，小样本、单臂、罕见病研究长期难以登上顶级期刊。在临床实践中，缺乏高级别证据的系统治疗方案，使脊索瘤长期处于术后复发、再手术、再复发的循环，晚期患者只能接受对症支持治疗。全球范围内，脊索瘤的系统治疗研究近乎空白。正是在这片无人区，肖建如团队选择进入。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认知跃迁：不是等待风口再去追随，而是认定空白处本应被填补便毅然启程。肖建如团队之所以敢于选择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这一组合，源于对外科视野下脊索瘤肿瘤微环境的深度认知。作为常年与脊索瘤正面交锋的外科团队，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脊索瘤以大量纤维间质和缺氧微环境为特征，这种物理屏障使免疫细胞难以浸润；同时，肿瘤高度表达VEGF等促血管生成因子，形成免疫抑制性微环境。由此推演——抗血管生成药物可重塑微环境，为免疫细胞开路；PD-1抑制剂则激活T细胞，二者协同，恰可破解脊索瘤的免疫逃逸机制。这一假说并非简单组合，而是基于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的理解。在试验设计上，团队面临一个关键抉择：面对既往疗效极为有限的现实，传统设计要求较大的样本量，在罕见病中几乎不可行。他们创新性地采用贝叶斯最优区间设计，允许在较小样本量下进行早期疗效判断和毒性监测，最终以33例患者完成了概念验证。这种方法学上的创新，同样是从0到1不可或缺的拼图——在无先例可循时，研究设计本身就是一次创造。结果超出了预期。24.2%的客观缓解率在脊索瘤治疗史上从未有过，28.4个月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较历史数据实现了跨越。这意味着从0到1之后，后续从1到N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

　　但这篇研究不止于科学上的突破。它还触及三个更深层的命题，值得每一个医学研究者认真面对。

　　第一个命题：认清从0到1与从1到100

　　脊索瘤研究最根本的启示，在于它示范了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但从0到1的研究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中并不占优势。它没有成熟路径可循，没有先例可参照，发表难度大，资助机会少，风险高且回报周期长。相比之下，从1到100的研究——在已有方向上做优化、放大、验证——风险更低，产出更可预期，也更容易获得资源和认可。两种研究都有其价值，不能厚此薄彼。但问题在于，当评价体系和资源分配过度向从1到100倾斜时，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去做从0到1的事。肖建如团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一个超罕见肿瘤上，用一项设计精巧的小样本研究完成了概念验证，为后续的大规模验证和优化铺平了道路。这提醒我们：一个健康的研究生态，应当允许并鼓励两种研究并行。对研究者个人而言，也需要清醒地判断自己在做的是哪一种工作，在一个以论文数量为导向的环境中，是否有意识和勇气去选择那条更难但更有长远价值的路。

　　第二个命题：内外学科的深度融合

　　这是一项由外科医生设计、执行、发表的内科治疗方案。这个事实本身，值得深思。传统学科分工里，外科负责切除，内科负责用药，界限清晰。但肖建如团队的做法提醒我们，真正的精准治疗，其依据应当是对疾病本身的深刻理解，而非开药者的科室归属。外科医生对脊索瘤的解剖位置、血供特点、局部侵袭模式和术后复发规律的掌握，是任何内科医生无法替代的。当他们将这些认知转化为药物联合方案的设计依据时，产生的治疗方案具有一种从病灶出发的精确性。这说明，治疗方案的优劣，归根结底取决于谁最懂这个病，而不是谁有处方权。这个现象放在更大的医学演进背景中看，意义更为清晰。内科学正在从以症状调理为主转向以精准干预为特征的主动治疗模式，靶向药物、免疫治疗和介入技术使内科医生能够直接作用于病灶。外科学则从以切除为终点转向以患者整体机能恢复和长期生存为目标的全程管理。两条路径在发展中彼此靠近，交汇处自然产生新的认知和新的方法。学科边界的松动不是专业能力的削弱，而是更高层次整合的开始。在整合医学的框架下，外科与内科的融合，恰恰是从0到1最有可能发生的土壤。

　　第三个命题：科研资源的战略配置

　　这项研究能够完成，离不开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机制。但坦率地说，这种研究模式在当前体系中并不宽裕。罕见病临床试验入组困难、经费来源不稳定、政策支持不足，都构成现实障碍。当前肿瘤研究领域的资源分配存在明显的聚光灯偏倚。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常见肿瘤占据了绝大部分科研经费和临床试验资源，而罕见肿瘤领域长期处于荒漠状态。这种分布看似符合效率原则，但细想之下存在问题。当绝大多数研究者涌入同样的热门赛道，边际效益递减是必然的。而被冷落的蓝海领域，有时恰恰潜藏着以较小代价实现较大突破的机会。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即便单病种发病率极低的罕见肿瘤，总计患者总量依旧十分可观。脊索瘤研究就是一个例证：一个此前无人问津的方向，一旦有高水平团队进入，产生的学术冲击力远超在常见肿瘤上多做一项类似研究的增量价值。这提示国家层面的资源布局需要有更自觉的顶层设计。不是平均用力，也不是完全跟着市场走，而是在罕见病、难治性肿瘤等市场机制容易失灵但医学上必须面对的领域，给予定向的经费支持、伦理审批便利和评价体系倾斜。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是从0到1探索的主要载体，需要更稳定的制度保障。

　　脊索瘤研究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它用一次完整的实践，向中国肿瘤学界展示了在无人区做出原始创新的可能路径。

　　樊院士在CACA前沿播中多次强调，中国肿瘤学界正在经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转变，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跟随式的验证性研究，更需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拿出属于自己的原始创新和系统方案。脊索瘤研究给出的正是这样一个回答：当全球医学界在这个超罕见肿瘤领域近乎空白时，中国团队不仅填补了空白，更以“中国方案”重新定义了这一疾病的治疗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