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系肿瘤整合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 阴玥

　　昨晚第51期CACA前沿播报道了徐兵河院士团队于2026年3月16日发表于BMJ上的文章Pyrotinib or placebo in combination with trastuzumab and docetaxel for HER2 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long term survival results from randomised phase 3 PHILA trial。该研究（PHILA）无疑是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治疗领域的一项里程碑式成就，具有深远的学术与临床价值。其研究设计严格遵循国际标准，通过大规模、随机、双盲的III期临床试验，并以长达45.5个月的中位随访提供了高成熟度的数据。在临床疗效上，该研究不仅确证了吡咯替尼联合方案在无进展生存期（PFS）上的显著优势（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56%），更首次报告了其明确的总生存期（OS）获益（死亡风险降低26%，5年OS率达66%），标志着该方案实现了从延缓疾病进展到真正延长患者生命的关键跨越。尤为重要的是，该方案在克服曲妥珠单抗耐药（既往经治亚组中位PFS达62.8个月）和延迟脑转移发生（中位时间16.6个月 vs 9.1个月）方面展现出独特潜力，为应对临床两大核心挑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方案”。其成功不仅为全球患者增添了新的治疗选择，也显著提升了中国肿瘤临床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在肯定这一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同时，樊代明院士也从更宏阔的视角进行了点评。院士指出，当前医学，尤其是肿瘤学，正面临“内卷化”悖论：尽管药物、方案与证据（如PFS）数量激增，但临床决策的根本困惑并未消解，有时甚至因多样化的新治疗策略而加剧。传统“循证医学”过度依赖证据（尤其是以PFS等替代终点作为证据基石）具有潜在危险性：指南可能基于不完整或误导性的证据频繁修正，而由患者承担实践代价。

　　对此，院士提出了从“Evidence-based”（循证）向“Evidence-informed”（询问）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下，证据的角色从必须遵循的“指令”降格为需要被审慎“询问”的参考。临床决策的核心，应是医生整合证据、个人经验、患者具体情境（如体能状态、治疗意愿、生活质量诉求）以及对OS这一硬终点的追求后，所做出的审慎判断，此即“循证不为证”。PHILA研究的卓越数据，为医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新武器，但并未、也无法替代医生在面对具体患者时，在吡咯替尼方案、帕妥珠单抗方案或其他策略间进行“询问”与权衡的决策过程。例如，对于一位高龄、体能状态欠佳、极度恐惧腹泻的患者，其“最佳”选择未必是PFS数据最漂亮的方案。

　　更进一步，院士将治疗目标从单一的“抗癌”拓展为“抗癌、控癌、扶生”的三位一体。PHILA研究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其高达48%的3级腹泻率，虽属“可控”，却尖锐地提出了“扶生”（扶持生命，保障生活质量）的课题。未来的探索方向，或许是在此类高效方案的基础上，研究如何通过“序贯治疗”、“剂量优化”等整合策略，在维持疗效的同时降低毒性，实现“疗效”与“生活质量”的更优平衡。这正是“询问医学”和整合思维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不唯证据是从，而是以患者整体获益为最终依归，智慧地运用一切可用的手段。

　　院士指出，中国抗癌协会（CACA）指南之所以能够保持“三年一更新”的稳定节奏，是因为在西方医学之“术”的层面之上，有中国哲学之“道”的统摄。这个“道”即是整合的、辩证的、全局的思维方式。它使中国的医学实践避免了在快速迭代的局部“证据”中迷失方向，从而以更稳健的步伐追求终极疗效这一“硬道理”。没有统一的方法论指导，“术”越多越混乱；有了整合思维的“道”，临床医生就能在海量方案中做出有原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