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精神，助力实现“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80%以上”的目标，中国抗癌协会依托《中国整合肿瘤诊治指南》（CACA指南），持续深化肿瘤防治科普体系建设。

　　在2026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来临之际，正式发布《中国肿瘤患者管理核心科普知识（2026）》与《中国居民防筛核心科普知识（2026）》两大专项科普读物，以标准化、高质量的内容基石，为面向全人群的肿瘤防治科普提供系统支撑。现摘取部分内容，供参阅使用。

　　核心观点一：多原发癌的诊断依赖严格的临床与病理标准。

　　1.如何确诊多原发癌而非转移癌？

　　核心在于病理类型和组织来源。诊断多原发癌必须满足：①不同肿瘤有独立的恶性组织学证据；②组织学类型不同，或类型相同但发生于不同器官或系统，且排除转移。例如，同时患有肺腺癌和结肠腺癌，需通过免疫组化（如TTF-1肺特异性标记）和影像学确认原发灶，避免误判为肺转移至结肠，若结肠癌并非肺转移，即为多原发癌。这需要通过影像学和病理学（包括免疫组化）仔细鉴别。

　　2.如何区分“同时性”与“异时性”多原发癌？

　　根据发病时间划分。同时性多原发癌：指两个及以上原发癌在6个月内相继被发现。异时性多原发癌：指首发癌诊断6个月后再次发现新的独立原发癌。这种区分对判断病因（如是否为治疗后继发）和制定治疗策略有重要意义。无论哪种，均需启动全面评估，尤其是遗传评估。

　　3.多原发癌一定需要做基因检测吗？

　　强烈推荐。对多原发癌患者进行胚系基因检测至关重要，旨在筛查是否存在遗传性肿瘤综合征（如林奇综合征、BRCA突变）。这类综合征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终生风险。通过检测，可以明确病因，指导患者及家属制定长期、主动的预防性筛查（如更早开始肠镜检查）。

　　核心观点二：不明原发癌的诊断是一个系统性的“侦查”过程。

　　1.诊断不明原发癌的起点是什么？

　　起点是对转移灶（如淋巴结、肝、骨等）的精准活检，通过粗针穿刺、内镜或手术获取组织，进行全面的病理学检查，是诊断的基石，目标是明确肿瘤的组织学类型和分化程度、方向，为后续寻找原发灶提供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线索。

　　2.病理报告重点看什么？

　　核心是组织学分型和免疫组化结果。报告会描述肿瘤是腺癌、鳞癌、神经内分泌癌等。免疫组化结果则像细胞的“身份证”，例如：TTF-1阳性强烈提示肺来源；CK7+/CK20-模式常见于肺、乳腺、妇科肿瘤；PSA阳性指向前列腺癌。这些结果是指导后续针对性检查的“路线图”。

　　3.为什么免疫组化之后可能还需要分子检测？

　　现代诊断中，分子检测有两大作用：①寻找治疗靶点：如检出EGFR突变，可直接使用肺癌靶向药。②溯源：新兴的“肿瘤组织起源基因”检测，通过分析数十至上百个基因的表达谱来预测原发部位，准确率可达85%以上，为治疗提供关键依据。

　　核心观点三：针对性影像学与内镜检查是寻找原发灶的核心手段。

　　1.如何选择影像学检查？需要一开始就做PET-CT吗？

　　应遵循“由线索引导，由简到繁”的原则。并非所有患者都需立即进行昂贵的PET-CT。通常流程：根据病理线索和前哨淋巴结理论（如颈部鳞癌查头颈、肺、食管）进行针对性影像检查（如局部增强CT或MRI）和内镜检查，若检查为阴性，再进行系统性检查，如胸、腹、盆腔增强CT或MRI。PET-CT通常在常规寻找原发灶的检查为阴性后使用，用于发现隐匿的高代谢病灶。

　　2.PET-CT在诊断中有何价值与局限？

　　优势：一次扫描可评估全身高代谢病灶，对发现其他影像遗漏的、代谢活跃的小原发灶和判断转移范围有优势。局限：①并非万能，对某些低代谢肿瘤（如部分胃癌、肾癌）不敏感，可能漏诊。②存在假阳性（如炎症）。③费用高。它通常在常规CT/MRI阴性后使用，是有力的补充工具，而非替代所有检查。

　　3.内镜检查为何必不可少？

　　对于怀疑空腔脏器（如胃肠道、呼吸道）来源的转移癌，内镜检查是金标准。例如，对于腹腔转移性腺癌，即使没有消化道症状也应做胃肠镜，可能发现微小早期胃癌或肠癌。对于肺部可疑病灶应完善支气管镜。

　　核心观点四：识别并诊断遗传性肿瘤综合征是多原发癌管理的关键。

　　1.哪些多原发癌情况需高度怀疑遗传综合征？

　　需警惕的“红旗”信号包括：①年轻发病（如<50岁患肠癌或乳腺癌）。②一人多癌（尤其涉及特定组合，如乳腺癌+卵巢癌，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③罕见癌症（如肾上腺皮质癌）。④强烈的家族史（一级亲属多人患癌）。出现这些情况，应主动寻求遗传咨询。

　　2.遗传诊断如何进行？

　　标准流程是：①遗传咨询：由专业遗传咨询师评估风险、解释检测意义与局限。②胚系基因检测：通常抽取血液，检测已知的遗传性肿瘤相关基因（如BRCA1/2、MLH1、MSH2等）。③结果解读与家族管理：根据结果，为患者及高危亲属制定个性化的筛查和预防策略。

　　3.确诊遗传综合征对治疗有何影响？

　　影响深远。例如，林奇综合征患者患第二原发肠癌风险高，可能影响首次肠癌手术范围（考虑更广泛的肠段切除）。BRCA突变患者患对侧乳腺癌风险高，可能影响手术决策（考虑预防性对侧乳腺切除）。遗传诊断结果直接参与多学科治疗决策。

　　核心观点五：即使原发灶不明也应确立基于分型的临床诊断与治疗策略。

　　1.当穷尽检查仍找不到原发灶时，如何诊断？

　　此时应正式确立“原发部位不明癌”的诊断。这是一个基于排除法和临床病理分型的诊断：①完成系统检查（PET-CT+内镜+活检）排除常见原发部位；②根据病理和分子特征将患者归入某一 “临床-病理亚型”，如“女性腹膜转移癌”、“腋窝淋巴结转移癌”等，以此指导治疗。

　　2.有哪些常见的临床有利亚型？

　　部分原发部位不明癌有相对较好的预后和治疗模式，举例：①女性腹膜转移性腺癌：可按卵巢癌方案治疗；②女性腋窝淋巴结转移性腺癌（HER2阳性）：可参照乳腺癌予曲妥珠单抗靶向治疗；③上颈部淋巴结转移性鳞癌：可按头颈鳞癌治疗；④单纯骨转移腺癌（PSA阳性）：可参照前列腺癌经验治疗。精准分型是关键。

　　3.分子时代下，治疗决策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已从“寻找器官”转向 “寻找驱动基因”。发现驱动基因即可 “异病同治”：只要在肿瘤组织中发现明确的靶向治疗标志物（如EGFR突变、ALK融合、NTRK融合等），无论原发灶在何处，均可使用相应的靶向药物，并能获得良好疗效。篮子试验（基于基因突变而非肿瘤部位选择药物）的理念让这这类患者获得靶向治疗机会。

　　核心观点六：多原发癌的治疗强调个体化与综合有序管理。

　　1.多原发癌的治疗原则是什么？

　　核心是 “综合评估，有序治疗”。并非所有癌都需要或能够同时治疗。决策需考虑：①威胁程度：优先处理更具侵袭性、分期更晚、症状更重或直接威胁生命的癌种。②治疗手段的兼容性：评估手术、放疗、化疗等对不同癌种的效果及叠加毒性。③治愈可能性：优先争取可能治愈的癌种。

　　2.几种癌症能同时治疗吗？

　　特定条件下可以“同步治疗”。例如，两个病灶均可手术（如乳腺癌和结直肠癌同期切除），或在化疗方案兼顾对两种癌都有效的药物（如紫杉醇同时覆盖乳腺癌和卵巢癌）。但这要求极高的技术水平和MDT评估，以确保安全。更常见的是 “序贯治疗”，即完成一种癌的主要治疗后，再治疗另一种。

　　3.治疗第一种癌会影响治疗第二种癌吗？

　　可能会。这是治疗多原发癌的核心挑战。例如，第一种癌的化疗可能导致骨髓储备下降，影响后续治疗的耐受性；胸部放疗可能增加后续乳腺癌治疗的心脏毒性风险。因此，在制定首个治疗方案时，就必须有长远眼光，为后续治疗预留空间，即 “为未来留有余地”。

　　核心观点七：不明原发癌的治疗已进入基于分子分型的精准时代。

　　1.找不到原发灶，如何确定治疗方案？

　　现代治疗已不完全依赖于找到原发器官。决策基于两大支柱：①临床-病理分型：根据转移灶的病理特征（如腺癌、鳞癌）和免疫组化模式，归入特定的 “有利亚型”，并按相应癌种方案治疗（如女性腹膜癌按卵巢癌治）。②分子特征：这是更核心的支柱，直接寻找可靶向的驱动基因突变。

　　2.什么是治疗的“有利亚型”？

　　指某些特定的不明原发癌临床表现，其有相对成熟的治疗路径和较好预后。主要包括：①女性腹膜转移性腺癌：治疗同卵巢癌。②腋窝淋巴结转移性腺癌（女性）：治疗同乳腺癌。③颈部淋巴结转移性鳞癌：治疗同头颈鳞癌。④骨转移性腺癌（PSA阳性男性）：可经验性按前列腺癌治疗。识别这些亚型是关键第一步。

　　3.分子检测如何改变治疗格局？

　　通过高通量测序（NGS）检测肿瘤组织中的基因突变，可能发现明确的治疗“靶点”。例如，检出EGFR突变，可直接使用肺癌EGFR靶向药（如奥希替尼）；检出HER2扩增，可使用曲妥珠单抗靶向药物；检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可使用PD-1抑制剂免疫治疗。这种 “异病同治” 的“篮子试验”理念，是治疗不明原发癌的革命性进步。

　　核心观点八：遗传性肿瘤综合征的管理深刻影响治疗决策。

　　1.确诊遗传综合征如何影响多原发癌的治疗？

　　这会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管理”。影响可能包括：①扩大手术范围：如BRCA突变乳腺癌患者，可能建议预防性对侧乳腺切除以降低对侧再发风险。②改变手术方式：林奇综合征相关肠癌，可能建议行更广泛的结肠切除以预防异时性多发肠癌。③加强监测：治疗结束后，需对高风险器官进行终身强化筛查。

　　2.基因检测结果为阴性，是否意味着后续风险低？

　　不一定。对于有强家族史的个人，即使当前已知的易感基因检测为阴性，也不代表绝对低风险。现有检查覆盖有限，可能存在尚未被发现的基因突变或较强的家族聚集性。因此，基于家族史的风险管理（适度加强筛查、戒烟戒酒等生活方式干预）仍然重要。遗传咨询师会帮助解读这一结果。

　　3.家属需要参与吗？

　　极其重要。先证者确诊遗传综合征后，其一级亲属50%可能携带相同突变。应鼓励并安排他们进行“级联基因检测”。阳性者立即启动针对性预防和监测（如林奇综合征家属需从20-25岁开始肠镜检查）；阴性者则可解除焦虑，按普通人群筛查。这是对家族健康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核心观点九：积极管理症状与维持生活质量是治疗全程的支柱。

　　1.为什么支持治疗在这两类肿瘤中尤为重要？

　　因为病情复杂、治疗周期可能更长，患者更易出现严重症状、营养不良、心理压力和疲劳。有效的支持治疗能：①保障抗肿瘤治疗的耐受性和完成度。②直接缓解痛苦，提升生活质量。③帮助患者保持体能，应对多重治疗挑战。它与抗肿瘤治疗同等重要。

　　2.核心的支持治疗包括哪些方面？

　　疼痛管理：遵循三阶梯原则，规范化、个体化镇痛。

　　营养支持：对抗肿瘤消耗和治疗引起的厌食，必要时使用肠内营养。

　　心理社会支持：处理焦虑、抑郁和“复发恐惧”，提供社会资源链接。

　　症状控制：如处理恶心、呕吐、呼吸困难、恶性积液等。

　　3.癌痛治疗中，使用阿片类药物会成瘾吗？

　　这是一个常见误区。在医生指导下，为了控制癌痛而规范使用阿片类药物，成瘾风险极低。疼痛是成瘾的天然拮抗剂。切勿因恐惧成瘾而拒绝必要的强效镇痛，导致疼痛得不到控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治疗信心。

　　核心观点十：临床试验是获取前沿治疗机会的重要途径。

　　1.为什么应积极考虑参与临床试验？

　　对于多原发癌和不明原发癌，尤其标准治疗效果有限或进展后，临床试验可能提供最新的药物和治疗策略，如新型靶向药、免疫联合疗法、细胞治疗等。参与临床试验不仅是追求个人获益的机会，也是为医学进步做出贡献。

　　2.如何寻找和评估临床试验？

　　途径：①主动向主治医生询问是否有合适的临床试验；②关注国家官方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www.chinadrugtrials.org.cn）；③专业临床试验APP。评估时应了解试验的目的、阶段、可能的风险与获益、以及入组标准，并与医生和家人充分讨论。

　　3.如果标准治疗已有效，还需要考虑试验吗？

　　不一定。如果标准治疗明确有效且耐受良好，通常应继续。临床试验更多是针对标准治疗失败、或不适合标准治疗、或希望尝试更新疗法的患者。是否参与，应基于对当前病情和治疗格局的理性评估。

　　核心观点十一：多层次症状管理与治疗毒性康复是核心任务。

　　1.症状管理为何格外复杂？

　　因为症状来源多样且可能叠加：①多种治疗（手术、放疗、化疗）的后期毒性累积。②多个器官系统可能受到肿瘤或治疗影响。③不明原发癌的症状可能更弥漫、不典型。需要MDT团队像“侦探”一样，细致区分症状根源，才能有效处理。

　　2.如何应对多线治疗后累积的“叠加疲劳”？

　　这是一种深度、持久的消耗。管理策略需多管齐下：①能量管理（优先完成重要事务）；②温和而规律的锻炼（如每日15分钟散步，已被证实可改善癌因性疲劳），避免过度休息导致肌肉萎缩；③优化睡眠；④营养支持（如补充维生素B族）；⑤排除可纠正原因（如贫血、甲状腺功能异常、抑郁）。

　　3.出现新的疼痛或不适，如何判断是复发、新发癌还是副作用？

　　这是康复期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原则是 “记录、观察、咨询”。评估流程：①详细记录症状部位、性质、持续时间、缓解或加重因素。②观察其是否与已知的治疗后遗症模式一致（如放疗后特定区域的纤维化疼痛）。③任何新发的、持续的、进行性加重的症状，都应及时咨询主治肿瘤科医生，及时影像复查，而非自行归因或等待。

　　核心观点十二：制定并执行个体化、动态的长期监测计划。

　　1.康复期监测计划与单一癌症有何不同？

　　计划必须是“多维度、高分辨率”的。不仅要监测每个已治疗癌种的复发，还要基于遗传风险评估和既往治疗史，主动筛查特定器官的新发癌风险。例如，一位有乳腺癌和肠癌病史的林奇综合征患者，其监测计划需同时涵盖乳腺、结直肠、子宫内膜、胃等多个系统。

　　2.监测频率和项目如何确定？

　　这需要与肿瘤科医生共同制定“基于风险的分层监测方案”。方案取决于：①每种已治癌症的复发风险期，如高风险期（2年内）每3个月全面检查，稳定期（3-5年）每半年复查，满5年后每年度检查。②遗传风险（如突变基因）。③治疗相关风险（如放疗野内第二癌风险）。通常，前2-3年较密集，之后可酌情延长间隔。项目组合了影像学、血液标志物和内镜等多种手段。

　　3.监测中发现新的异常怎么办？

　　保持冷静，但重视。并非所有新发现都是恶性的。许多是良性病变或治疗后的改变。关键在于由多学科团队进行综合评估。医生会对比历史影像、评估肿瘤标志物的动态变化，必要时进行活检。患者需要做的是积极配合检查，而非独自焦虑。

　　核心观点十三：针对性的功能恢复与营养支持。

　　1.如何应对多部位治疗后的复合功能影响？

　　例如，胸部手术后可能影响上肢活动，盆腔放疗可能影响肠道和膀胱功能。康复需“分区域、分阶段”进行。在康复科医生和治疗师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物理治疗和作业治疗。例如，进行淋巴水肿预防操、盆底肌训练、循序渐进的有氧运动等，旨在恢复基本生活能力，而非追求高强度运动。

　　2.营养支持有何特殊原则？

　　核心是 “支持修复、对抗消耗、个体化调整” 。经历多重治疗，身体处于“高消耗、低吸收”状态。需保证充足优质蛋白质（修复组织），摄入富含抗氧化维生素的蔬果（对抗氧化应激）。对于有特定脏器损伤（如肾或肝功能影响）的患者，需在营养师指导下调整蛋白质和电解质的摄入。

　　3.如何改善治疗导致的长期味觉改变或食欲不振？

　　这是常见问题。可尝试：使用天然香料（柠檬汁、香草、薄荷）增强食物风味；调整食物质地（软食、流质）；采用 “少量多餐” 策略，每天安排6-8小餐；在餐前进行轻度活动以刺激食欲。必要时，医生可处方助消化或改善食欲的药物。

　　核心观点十四：遗传风险评估与家族健康管理。

　　1.为什么康复期必须重新评估遗传风险？

　　因为确诊多原发癌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遗传风险警示信号。康复期是进行“回顾性遗传咨询”的理想时机，以明确是否为遗传性肿瘤综合征。这不仅关乎未来新发癌的预防，也直接关系到一级亲属（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健康。

　　2.如何进行遗传咨询和检测？

　　应寻求专业的临床遗传咨询门诊。咨询师会详细绘制家族肿瘤谱系图，评估风险，讨论基因检测的利弊。检测通常抽取血液。结果出来后，咨询师会详细解读，并为患者的家族制定“级联筛查与管理建议”。

　　3.遗传风险评估结果如何指导个人后续康复？

　　如果确认携带致病突变，患者的康复计划将升级为 “风险管理计划” 。包括：针对高风险器官的强化监测（如更早开始、更频繁的筛查）；考虑预防性手术的讨论（如BRCA突变者的预防性乳腺/卵巢切除）；以及更严格的生活方式管理。

　　核心观点十五：重返社会与建立新的生活平衡。

　　1.重返工作或社会角色时面临哪些障碍？

　　可能包括：体能下降无法承受原有工作强度；认知功能变化（“化疗脑”）影响专注力和记忆力；因反复就医导致的 “职业断层” 和社会疏离；以及来自他人过度的关心或无形的偏见。这些都需要时间来逐步适应。

　　2.如何规划重返工作？

　　采取“渐进式回归”策略。先与雇主沟通，尝试从兼职、弹性工作或调整岗位职责开始。重返前可与职业康复咨询师沟通。工作中，善用记事本、提醒工具应对记忆力挑战。重要的是设定合理预期，接受自己可能需要一个适应期。

　　3.如何建立新的、可持续的生活平衡？

　　核心是“重新定义健康与成功”。将生活重心从“战胜疾病”逐步调整到“与疾病共存，并追求高质量生活”。这包括：建立规律的作息、坚持温和运动、培养能带来愉悦感的兴趣爱好、维系重要的社会关系、学习管理压力。接受身体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生活的可能性。

　　本文摘录自《中国肿瘤患者管理核心科普知识（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