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系肿瘤整合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 白雪
站在2026年的门槛上回望与前瞻,中国抗癌协会“三个推进”战略的提出,恰逢其时,又意味深长。这不仅是工作方向的调整,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聆听樊院士的擘画,在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究竟为何而研究?我们的价值坐标该如何重置?
“三个推进”看似三条路径,实则一体三面——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中国科研工作者如何完成从“追赶者”向“引领者”的角色蜕变。这一蜕变,需要的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思维格局的跃升。结合会议精神,我试图从三重境界,探寻科研工作者的时代答卷。
第一重境界:从“技术自信”到“话语自信”——国际化的本质是知识权力的重构
当CACA指南以16种语言传播至156个国家,当中国肿瘤学智慧赢得4.75亿次全球瞩目,这组数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信号:国际化的终点,不是让中国成果登上国际舞台,而是让中国标准成为国际规则的一部分。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用西方的评价体系衡量自己的研究,用影响因子和SCI论文数量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固然是必经之路,但若止步于此,便永远只是“客人”,而非“主人”。樊院士提出的“从国内走向国际”,其深层意涵在于:我们要从知识的生产者,跃升为知识范式的定义者。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做?
第一,在研究方向上,要敢于提出“中国问题”,并以此重塑全球学术议程。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肿瘤患者群体,独特的遗传背景、生活方式和疾病谱系,本身就是一座未被充分挖掘的科学富矿。我们不应满足于验证西方已有的假说,而要从中国临床实践中提炼原创科学问题,用中国数据书写人类肿瘤学的共同篇章。当我们的问题成为国际同行竞相追问的方向,我们便拥有了知识话语权的根基。
第二,在成果表达上,要从“被动阐释”转向“主动定义”。参与国际指南修订,不能只是提供数据支持,更要敢于将中国经验提炼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CACA指南的成功,恰恰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基于整合医学理念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不是对西方指南的补充,而是对既有范式的超越。我们在撰写论文、参与国际对话时,应当有这样的自觉:我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实验结果,更是一种可能改写游戏规则的思维方式。
第三,在学术生态上,要从“单兵突进”走向“体系构建”。协会与ESMO、ISOPT等顶尖组织的深度合作,CCHIO大会邀请50个国际学会和50本顶刊参会——这些布局告诉我们,国际化的终极形态是学术生态的互联互通。作为个体研究者,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平台,主动构建自己的国际合作网络,让个人研究嵌入全球知识生产的大循环,同时在其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第二重境界:从“科学理性”到“价值理性”——学术向文化推进,是医学本体的回归
“只有文化才能永远传承。”樊院士的这句话,触及了一个被科学主义遮蔽已久的真相:医学从来不只是科学,它更是人学。
当我们把《整合医学赋》凝练成诗词,把抗癌故事拍成电影,当整合思维被提炼为全局、动态、形象、博弈、辩证十大思维——这些努力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医学本体论革命:医学的终点,不是杀死肿瘤,而是拯救一个活生生的人;医学的最高境界,不是技术登峰造极,而是人文光辉照耀。
这对科研工作者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我们的价值坐标需要重置。
第一,在认知层面,要完成从“分析思维”到“整合思维”的跃升。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建立在分析还原的方法论之上。但这种思维方式的代价,是将生命肢解为细胞、分子、基因,却丢失了“人”的整体。整合医学的十大思维,正是对还原论的超越。在日常科研中,我们要有意识地训练自己:不仅要追问“这个基因如何调控”,更要思考“这个机制在整体生命中如何与其他系统对话”;不仅要关注肿瘤本身,更要关注患者的心理、营养、免疫状态。从“循证医学”向“询问医学”的跃升,意味着患者的叙事、经验、主观感受,同样是我们研究必须回应的“证据”。
第二,在实践层面,要成为医学人文的践行者而非旁观者。科普电影《逢生:直面肿瘤》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播知识,更在于重构医患关系——让患者从被动的“研究对象”变为主动的“生命主体”。我们可以做的,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设计更多患者报告结局的指标,让数据背后站着一个个鲜活的人;是主动参与科普创作,用公众能理解的语言,传递科学背后的温度和力量。
第三,在价值层面,要追问研究的终极意义。我们发表论文、申请项目、申报奖励,这些当然是职业发展的必要路径。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便可能陷入“工具理性”的迷途。学术向文化推进,要求我们不断追问:我的研究,最终能为“保人”“杀瘤”贡献什么?它能帮助患者活得更久、更好、更有尊严吗?它能推动医学从技术主义回归人文关怀吗?这样的追问,看似务虚,实则是科研工作者的精神锚点,让我们在数据洪流中不致迷失方向。
第三重境界:从“当下焦虑”到“历史意识”——走向未来,需要以传世之心治学
《整合肿瘤学》从6卷扩增至21卷,这不仅是篇幅的增加,更是一种治学态度的彰显:什么才是值得留给后人的东西?
在“不发表就发臭”的学术评价体系下,我们习惯了短平快的节奏,追逐热点、抢占首发、追求数量。但樊院士的“传世之作”理念,给这种焦虑按下暂停键: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当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能够在十年、二十年后依然被后人翻阅、借鉴、致敬。
那么,如何培养这种“历史意识”?
第一,在选题上,要有“大问题”意识。热点总会降温,范式终将更替,但那些关乎人类命运的“大问题”——肿瘤的起源与演进、生命的整合与调控、医学的边界与可能——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当然要关注前沿,但更要思考:我手头的课题,能否与这些“大问题”建立联系?它是否具有超越当下的理论价值或实践意义?
第二,在方法上,要有“系统性”追求。《整合肿瘤学》体现的是从零散知识到系统理论的升华。我们做研究,往往聚焦于一个点、一条通路、一个分子,这固然必要。但更高层次的追求,是在点的突破之上,构建能够贯通多个层次的理论框架。十大整合思维的提炼,正是这种系统化努力的典范。我们在撰写综述、总结成果时,应当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发现置于更大的知识图景中,思考它们如何与其他领域对话、如何构成更完整的拼图。
第三,在传承上,要有“薪火相传”的自觉。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我们既是前人成果的受益者,也应是后人阶梯的铺路人。这意味着,要有意识地培养青年人才,不仅是技术方法的传授,更是治学精神、学术品格的传递;意味着要乐于分享数据、开放资源,让知识的火种照亮更多人;意味着在追求个人学术声誉的同时,更要有推动学科整体发展的格局。
第四,在心态上,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要学会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既有短期目标的可触及,又有长期追求的指引;既享受当下的突破,又甘于为未来的奠基付出。
三重境界,一种回答
从国内到国际,是空间维度的拓展;从学术到文化,是价值维度的升华;从现在到未来,是时间维度的延伸。“三个推进”共同勾勒的,是一个科研工作者从技术专家到思想者的成长路径,是中国医学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蜕变轨迹。副理事长提出的两点希望——“利用平台”与“动态创新”,恰是实现这一蜕变的实践路径。协会搭建的各类平台,无论是专著编写、期刊发表,还是奖项申报、基金项目,都是我们攀登三重境界的阶梯。而动态管理、持续创新的要求,则提醒我们: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唯有保持开放、不断学习,才能在变局中开新局。
“我力有限,靠你众力搏程。”樊院士的号召,既是对集体的动员,也是对个体的期许。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的力量或许微薄,但我可以做的,是在每一次实验、每一篇论文、每一次交流、践行这三重境界的要求——以国际视野定义问题,以文化自觉审视价值,以历史意识丈量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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