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开始，中国抗癌协会每年都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感人抗癌故事，组织出版抗癌事迹图书——《逢生》，通过榜样的力量，一句句铮铮感言弘扬抗癌正能量，一个个真实故事激励广大患友勇敢乐观、积极抗癌。至今，已经成功出版了八辑，数百个真实鲜活的面孔，数百个不甘不屈的人生，在无数暗夜，为无数绝望的心灵，点亮了照耀前路的明灯。

　　编者按：44年前，34岁的刘曼红一家四口生活幸福，不料此时她却患了甲状腺癌（滤泡型），且已侵犯周围多个淋巴结。在爱人的支持和安慰下，为了父母儿女，她压下心底的恐惧，接受了手术治疗。不幸的是，1年后复查发现癌症复发，因病情严重不得不转到北京的医院治疗。随后她经历了手术治疗、术后脑水肿，在家人的关爱和抢救小组的全力救治下，终于转危为安，又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和调养身体才彻底痊愈。自癌症确诊到现在44年了，已近半个世纪，现在的刘曼红依然心怀感恩，总爱跟身边患病的人分享自己的患癌经历，她想告诉大家：癌症不是不可战胜的，要珍惜生命，好好享受人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那是44年前的事儿了。彼时我34岁，在西山区新华中心学校任教，三尺讲台育桃李，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爱人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心思细腻、做事严谨，总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还有一双可爱的儿女，那年女儿9岁，扎着羊角辫，总爱追着我问课本里的故事；儿子7岁，活泼好动，放学后总拉着姐姐在院子里跑跳。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不大的屋子里，饭桌上的热汤、灯下的辅导、周末的公园野餐，点点滴滴都是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我原以为这样的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

　　可命运总爱在不经意间掀起波澜。一天，我总感觉脖子发紧，吞咽时有些刺痛，起初以为是换季着凉，没太在意。直到症状持续了半个多月，爱人才硬拉着我去了省第一人民医院检查。当医生拿着检查报告，轻声说出“甲状腺腺癌，滤泡型，已侵犯周围多个淋巴结”时，我仿佛被一道晴天霹雳击中，脑子瞬间一片空白，耳边只剩下自己急促的心跳声。癌——这个在当时足以让人闻之色变的字眼，像一块巨石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反复在心里念叨：“完了，这下全完了，怎么办？”

　　那时的人们对癌症几乎没有认知，只知道它是“不治之症”，恐惧像潮水般将我淹没。我看着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绝望又无助。就在我快要垮掉的时候，爱人紧紧握住我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他声音有些沙哑，却格外坚定：“不怕，别担心，有我呢，咱们找最好的医院治，一定能治好。”他的话像一束光，刺破了我心头的黑暗。我猛地回过神来：我不能倒下！上有4位年迈的父母等着我赡养，他们鬓角的白发还需要我为他们梳理；下有2个年幼的孩子等着我养育，他们眼里的星光还需要我陪他们点亮。为了家人，我必须坚强。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恐惧，告诉自己“既来之，则安之”。随后我坦然接受了手术治疗，医生切除了病灶，还清扫了颈部淋巴结。手术很成功，几天后我就出院回家，看着守在床边的家人，我以为这场劫难已经过去。

　　可命运的考验并未就此停止。1年后，也就是1982年3月，我遵医嘱去医院复查，令人不安的消息又来了——癌症复发了，且更严重。肿大的甲状腺已经坠入胸腔，压迫着周围的器官，呼吸都变得困难。医生说，这个手术极其复杂，难度极高，必须开胸才能取出病灶，可当时昆明的医疗条件还不够健全，根本无法开展这样的手术，只能建议我们去北京治疗。那段时间，爱人四处奔波，找学校、跑省卫生厅，一遍遍说明情况。幸运的是，省卫生厅很快批准了转院申请，学校也格外通情达理，不仅保留了我的工作，还同意爱人以公差身份陪我去北京。就这样，在家人的陪伴下，我转诊到了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在那儿，黄国俊主任和他的助手张副主任仔细研究了我的病情，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手术那天，我被推进手术室，麻醉生效前，我看着天花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着出去，回到家人身边。”不知过了多久，手术终于结束，医生说很成功，我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可回到病房没多久，意外突然发生了。我只觉得脖子一阵剧痛，眼前一黑，就失去了意识。爱人发现后，急得直拍我的手，千呼万唤都没有反应。黄主任和张副主任立马冲进病房，查看后脸色凝重——颈部动脉断开，血流不畅引发了脑水肿。要知道，当时脑水肿的死亡率几乎是100%，医生们也没多少把握。很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让爱人准备办理后事。我后来才知道，爱人拿着通知书，蹲在病房门口，一个七尺男儿哭得像个孩子，肩膀止不住地颤抖。

　　医院没有放弃我，黄主任牵头成立了抢救小组，24小时守在病房外，每隔一小时就检查一次我的生命体征。他们还告诉爱人：“只要72小时内她能醒过来，就有希望；要是醒不过来，我们也无力回天了。”接下来的三天三夜，爱人寸步不离地守在我床边，握着我的手，不停地跟我说话，讲孩子们的趣事，讲我们以前的日子，他说：“你答应过要陪我到老，陪孩子们长大，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也许是上天眷顾，也许是家人的呼唤起了作用，在抢救小组的全力救治下，第3天傍晚，我缓缓睁开了眼睛。模糊中，我看到爱人布满血丝的眼睛，他见我醒了，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紧紧抱着我，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角。那一刻，我知道，我从死亡线上挣扎着回来了，我获得了第2次生命。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让我得到最好的治疗，学校不仅让爱人全程陪护，还按时发放我的工资；省卫生厅也一直关注我的病情，帮我们协调医院的资源。1982年9月，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和调养，我的身体彻底痊愈，终于能回家了。当飞机降落在昆明机场，看到来接我的父母和孩子们，我忍不住哭了——我终于回到了这个让我牵挂的家。

　　如今，44年过去了，我早已年过古稀，可那段与死神抗争的日子，依旧清晰如昨。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关怀，没有医院里医生护士的精湛医术和不放弃的坚持，没有爱人的陪伴和学校的支持，我或许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现在的我，总爱跟身边生病的人分享我的经历。我想告诉那些正被病痛折磨的“兄弟姊妹”：癌症不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抬头挺胸，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就一定能跨过这道坎。生命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在抗癌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心情舒畅地过好每一天，好好享受人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来源：昆明癌症康复协会 大观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