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系肿瘤整合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 范阿慧

　　本次由张力教授团队牵头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关注的是：非小细胞肺癌中，占比庞大的EGFR突变的肺癌患者的治疗。针对这类患者，EGFR-TKI（即EGFR酪氨酸酶抑制剂）在是一线的首选治疗方案。然而，继发耐药和药物毒性，几乎成为从一代到三代药物无法摆脱的宿命。面对这一困境，产生了两种解决问题的思路：要么就是联合用药：明确机制的就精准的基础上再精准，不明确的就试错联合；要么加速新一代药物的研发。

　　在此背景下，张力教授团队将目光投向了“第四次肿瘤药物革命”的抗体偶联药物（ADC）。该研究探索了以TROP2为靶点、搭载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的芦康沙妥珠单抗在EGFR-TKI耐药之后的有效性。

　　在学习这项研究时，我联想到樊老师反复强调的整合医学思维，并形成了几点个人体会：

　　第一，ADC的研究进展，恰好印证了从“绝对抗癌”到“抗癌-控瘤-扶生”三手并重的治疗逻辑转向。

　　传统TKI耐药后，我们常陷入“更强打击”的思维定式。而ADC的设计内核，本质上是一种整合的产物：它的抗体部分追求“精准”（控瘤），其细胞毒载荷实现“强效”（抗癌），而通过连接子实现的靶向递送，则是为了“降低系统毒性”（扶生）。这正回应了樊老师指出的关键问题：为何有时PFS（无进展生存期）改善却未能转化为OS（总生存期）获益？治疗本身带来的损伤，可能抵消了肿瘤缩小的收益。因此，理想的新药，其设计逻辑本身就需内含对机体整体状态的保护。

　　第二，ADC试图破解的耐药难题，其根源在于实体瘤的“和社会”的异质性，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线性思维。

　　樊老师总结时指出实体瘤耐药由治疗前已存在的“先天异质性”和治疗压力筛选诱导出的“后天异质性”引起，并将实体瘤比喻成一个“和社会”，药物清除的只是“主流群体”，而未被触及或新生的“小众亚群”会趁机崛起。当前多数精准治疗，仍遵循“识别靶点A-设计药物B”的线性因果模型。但肿瘤是一个非线性的、多样的、动态系统。ADC的“弹头”与“载荷”分离的设计，虽是一大进步，但若仍针对单一靶点（如TROP2），未来是否可能重蹈“精准耐药”的覆辙？我们或许需要从“打击一个固定靶标”转向“干预一个动态网络”。

　　第三，樊老师说这项研究是用精准治疗的思维展开整合医学研究的结果。

　　即“整合医学研究”或可始于“精准工具”。这项ADC研究本身是顶尖的精准医学实践，但其提出的问题和追求的目标，却与整合医学高度同构。它不再仅仅追问“肿瘤缩小了多少”，而是同步关注“如何让患者承受得住”。这标志着，在科研的前沿，对“疗效”的评价标准已在悄然改变——从单一的瘤体反应，转向对“治疗窗口”与“患者整体获益”的综合权衡。

　　综上，ADC等新技术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更精巧的武器。但这项研究更深远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精准医学的发展轨迹正自发地朝向整合医学靠拢。这或许预示着，未来肿瘤治疗的突破，将不再依赖于某个“神奇子弹”的单一降临，而源于我们能否以整合的智慧，系统性地统筹“抗癌的力度”、“控瘤的精度”与“扶生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