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系肿瘤整合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 吴卓君

　　医学的发展，尤其是肿瘤治疗的演进，并非偶然的技术堆砌，而是其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从“三手”理念到“三个all”，再到从循证医学向询问医学的范式转移，这一系列深刻变革，恰恰印证了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即矛盾的转化与主次方面的演变，是推动事物前进的根本动力。

　　医学的根本矛盾，始终是“疾病”与“人”的对立统一。在肿瘤治疗的早期阶段，这一矛盾表现为“肿瘤”与“生命”的殊死搏斗。此时，肿瘤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快速增殖、侵袭转移的特性，直接威胁着患者的生存。因此，治疗策略必然是“抗癌”——以手术、放疗、化疗等雷霆手段，集中火力消灭肿瘤这一主要敌人。循证医学在此阶段大放异彩，它通过大规模临床试验，寻找对“平均肿瘤”最有效的武器，其本质是抓住了矛盾的普遍性，解决了“如何有效杀灭”这一核心问题。

　　然而，随着斗争的深入，矛盾开始转化。当“抗癌”手段达到一定瓶颈，肿瘤无法被彻底根除，或治疗本身带来巨大创伤时，矛盾的主要方面便悄然转移。患者的生存质量、机体功能，即“人”的方面，从次要地位上升为主要地位。此时，单纯的“抗癌”已不足以解决问题，甚至可能激化新的矛盾（如过度治疗导致的生命衰竭）。于是，“控瘤”与“扶生”的理念应运而生。“控瘤”承认矛盾的长期性，将肿瘤视为可控的慢性病；“扶生”则直接将“人”置于矛盾的中心，强调维护患者的生命活力。这标志着医学开始从“只见病不见人”向“既见病更见人”的辩证回归。

　　这一回归在“三个all”和“询问医学”中达到了顶峰。“all for patient, for all patient, for patient all”将“人”的维度彻底解放：它不仅要求一切为了患者，更关注所有患者的公平可及，并最终服务于患者的全部需求（身心社灵）。这解决了“人”这一概念内部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矛盾。而“询问医学”的提出，更是方法论上的革命。它不再仅仅依赖代表普遍性的循证数据，而是将代表特殊性的“患者叙事”作为决策的内因和主要依据。医生从“开处方的权威”转变为“倾听的伙伴”，治疗从“数据的套用”转变为“共情的共创”。这正是矛盾论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完美体现——患者的个体生命体验，成为决定治疗方向的根本内因。

　　从“抗癌”到“扶生”，从循证到询问，是医学内部“疾病”与“人”这对矛盾，在斗争中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最终使“人”从矛盾次要方面跃升为主要方面的必然历程。这不仅是一场技术或理念的革新，更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它宣告了医学在经历了对“病”的极致探索后，正高扬起“人”的旗帜，迈向一个更具温度与智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