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北医院肝胆胰外科 李伟

　　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手术一线的肝胆胰外科医生，我的世界曾经更多地被“解剖层次”、“切缘距离”和“术中出血”所定义。然而，参加了本次“MDT to HIM：肝癌整合治疗统览下药物治疗研讨会”后，我深受触动，思绪万千。这不仅是一场关于药物的学术更新，更是一次对肝癌治疗理念的彻底重塑，它深刻地警示我们：在现代肝癌的战场上，一把“刀”打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颠覆认知：从“辅助”到“主导”，药物治疗的战略地位空前提升

　　过去，我们外科医生看待靶向和免疫药物，常常带着“辅助”或“姑息”的有色眼镜。它们或许是晚期患者无法手术后的无奈选择，或许是术后预防复发的一种“锦上添花”的尝试。但本次研讨会清晰地展示，药物治疗已然成为肝癌治疗的“三驾马车”（外科、介入、药物治疗）之一，其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1.转化治疗的“奇迹创造者”：会议中大量的真实案例和临床研究数据表明，“A+T”（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双达”方案（信迪利单抗+贝伐珠单抗类似物）等联合方案，能够为曾经被认为是“不可切除”的肝癌患者创造出宝贵的手术机会。通过强有力的药物治疗，肿瘤显著缩小、门静脉癌栓退缩、子灶消失，从而将“不可切除”转化为“可切除”。这对我们外科医生而言，意味着需要彻底更新对“手术适应证”的判断标准。我们不能再静态地评估病情，而必须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积极联合内科团队，主动为患者寻求转化可能。

　　2.术后辅助的“防线加固者”：尽管肝癌术后辅助治疗的研究道路曲折，但本次会议再次强调了高危复发患者（如肿瘤巨大、多发、有微血管侵犯MVI、低分化等）从辅助治疗中获益的潜力。作为主刀医生，切下肿瘤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战役。如何守住成果，打赢这场“持久战”，必须高度重视术后全身治疗这一关键环节，将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纳入整体的术后管理策略中，而非仅仅依赖于我们的手术技巧。

　　3.晚期一线的“生存延长者”: 对于确诊即晚期的患者，多种联合治疗方案的中位总生存期（OS）已突破两年大关，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这要求我们外科医生即使面对无法手术的患者，也不能简单地说“回去保守治疗吧”，而应怀着同样的热情，将其引导至肿瘤内科，参与制定最优的全身治疗方案，真正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宗旨。

　　二、刻反思：外科医生在HIM时代的新角色与责任

　　“HIM”（ Hepatology-Intervention-Multi-disciplinary）即“肝病内科-介入-多学科协作”模式，是本次会议的核心精神。它对我们外科医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从“主角”到“团队核心之一”的心态转变：我们必须放下“技术权威”的架子，真诚地认识到，在肝癌的整合诊疗中，内科、介入、影像、病理等每一个学科都拥有我们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一个成功的手术，可能始于内科药物的成功转化，并巩固于术后内科药物的维持治疗。

　　主动学习，成为“懂药”的外科家：我们不必成为处方专家，但必须成为“解读专家”。我们需要了解各类TKI、ICI的作用机制、疗效数据、不良反应谱以及处理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MDT讨论中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才能在术后精准识别出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如免疫性肺炎、肝炎、皮疹等），并与内科同事无缝衔接，共同管理，保障患者安全。

　　成为MDT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外科医生往往是患者接触的第一个专家，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治疗的走向。我们应当主动发起MDT讨论，特别是对于复杂病例；我们应积极向患者和家属解释MDT团队决策的优势和必要性，成为整合诊疗理念的“宣传员”和“桥梁”。

　　三、展望未来：携手共进，迈向肝癌诊疗新纪元

　　此次研讨会于我，如同一扇窗，让我看到了肝癌治疗窗外更加广阔和精彩的天地。药物治疗的飞速发展不是对外科的挑战，而是赋予了我们更强大的武器，让我们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患者。

　　未来，我将把此次学习的收获转化为实际行动：

　　1.在日常实践中，更积极地将中期甚至部分晚期肝癌患者提交MDT讨论，评估转化治疗潜力。

　　2.加强与肿瘤内科、介入科同事的日常交流与学习，补足自身在药物知识方面的短板。

　　3.在科研上，思考与内科合作，探索关于新辅助/转化治疗最佳模式、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等前沿问题。

　　总之，这次学习是一次深刻的洗礼。它让我坚信，唯有打破学科壁垒，将外科的“一把刀”精准地嵌入到“整合治疗”的宏大版图中，我们才能不负患者性命相托，真正实现肝癌诊疗效果的最大化。从刀尖到全程，这正是现代外科医生应有的进化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