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医科大学靶向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婧

　　2025年8月19日，我怀揣着敬畏与求知之心，线上参加了中国抗癌协会（CACA）前沿播第24期会议。当屏幕亮起，五位在胸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领域如雷贯耳的名字——陈海泉、陈克能、朱正飞、傅方求、张扬教授齐聚一堂时，我便预感到，这不仅是一次信息的传递，更是一场关于未来肿瘤治疗格局的深度思辨。

　　会议的核心，如同一道光，聚焦于一个看似“减法”实则“加法”的命题：能否为特定早期肺癌患者，在确保疗效的前提下，减去传统的系统性淋巴结清扫？这项由陈海泉教授团队领衔、发表于《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的重磅研究，为这场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陈海泉教授的开场，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沉甸甸的数据和清晰的逻辑。他向我们展示了一项针对早期（I期）肺腺癌患者的多中心、随机、III期临床试验结果。研究的核心在于，对于那些术前影像学表现为纯磨玻璃结节（pGGN）或实性成分占比（CTR）小于0.5的患者，通过术中冰冻病理精确评估，若证实淋巴结阴性，可以安全地免于系统性淋巴结清扫。这项研究的结果震撼人心：与接受标准淋巴结清扫的对照组相比，免于清扫的实验组在总生存期（OS）和无病生存期（DFS）上达到了非劣效性标准。这意味着，对于这些经过严格筛选的患者，“减法”并未带来生存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显著的“加法”效应：手术时间平均缩短了近30分钟，术中出血量显著减少，术后胸腔引流量降低，住院时间缩短，最引人注目的是，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了惊人的64.5%，尤其是肺炎、心律失常等常见并发症的减少。作为一名长期关注肿瘤外科进展的医生，我深刻感受到，这不仅仅是一项技术的革新，更是理念的范式转移。它标志着肺癌外科治疗正从“最大可耐受治疗”的激进模式，向“最小可治愈治疗”的精准、温和模式转变。陈海泉教授用他的研究提醒我们，医学的进步，有时不在于我们“多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少做”了什么，却依然能让患者活得更好、更久。

　　会议的精髓，在于后续的讨论环节。陈克能教授、朱正飞教授、傅方求教授、张扬教授分别从胸外科、放疗科、肿瘤内科及转化医学的角度，对这一“减法”策略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陈克能教授（胸外科）从外科技术的角度，强调了患者筛选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术中冰冻病理的准确性是决策的生命线，任何误判都可能导致治疗不足。同时，他也提出，对于那些CTR接近0.5或术中冰冻存在疑问的病例，系统性清扫仍是“金标准”。这体现了顶尖外科医生在拥抱创新的同时，对安全底线的坚守。朱正飞教授（放疗科）则将视角延伸到了局部控制与远处转移的平衡。他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这些生物学行为相对惰性的早期肿瘤，免于淋巴结清扫是否意味着未来局部复发的风险会增加？如果会，放疗（如立体定向放疗SBRT）能否作为一个“非手术”的替代方案，达到与亚肺叶切除相似的疗效？他的发言，将讨论从手术室引向了更广阔的精准放疗领域，提示我们未来可能需要通过更精细的影像学或液体活检技术，来进一步细化患者的风险分层。傅方求教授（肿瘤内科）则从系统治疗的视角，探讨了“减法”策略对后续辅助治疗决策的影响。他指出，免于淋巴结清扫意味着病理分期可能降级（例如，从pN0(i+)变为未经淋巴结评估的临床分期）。这是否会影响我们对患者预后的判断，以及是否需要辅助治疗的决策？他呼吁，未来需要建立基于分子特征的、更可靠的预后模型，以弥补传统分期系统在此类患者中的不足。张扬教授（转化医学）则从更宏观的层面，探讨了这项研究对肺癌筛查和早诊早治策略的启示。他认为，这项研究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在低剂量CT（LDCT）筛查中，对那些表现为pGGN的惰性病灶采取“积极监测”策略的信心。未来，通过整合人工智能影像分析、循环肿瘤DNA（ctDNA）检测等多组学技术，我们或许能更精准地识别出那些真正能从“减法”手术中获益的患者，从而避免过度治疗。

　　会议的最后，所有专家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医学的终极目标，并非仅仅是“治愈疾病”，更是“治愈患者”。陈海泉教授的研究，其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更在于它体现了对患者身心整体福祉的深切关怀。

　　“减法”策略的背后，是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极致追求。减少一次淋巴结清扫，意味着减少一份手术创伤，减少一次潜在的并发症风险，缩短一天的住院时间，让患者能更快地回归家庭、回归社会。这看似微小的改变，对于每一个罹患癌症的家庭而言，都是巨大的福音。

　　作为一名参会者，我深受触动。在精准医学时代，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但技术的进步绝不能以牺牲患者的生活质量为代价。CACA前沿播第24期，以其高屋建瓴的视角和严谨求实的讨论，为我们树立了典范：真正的医学创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科学证据之上，以实现患者长期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双重优化为最终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