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作为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之一，在中国的年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约为15万人和5.5万人^[1-2]，且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及年轻化的趋势。2024年宫颈癌的治疗不断收获与创新，尤其是免疫治疗方案为不同阶段的宫颈癌患者带来更高的客观缓解率、更长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但与之带来的问题是免疫治疗暴露的患者数量随之增加，此类患者后续出现进展或复发的管理亦引发临床的纷纷探索。

卡度尼利单抗为靶向PD-1/CTLA-4的双特异性抗体，属于中国原研的、“first in class”的创新药物。其Ⅲ期的COMPASSION-16研究评估了卡度尼利单抗或安慰剂+含铂化疗±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持续、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共入组了445例中国患者，卡度尼利单抗组（n=222）和安慰剂组（n=223）基线水平均衡。卡度尼利单抗组较安慰剂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均显著延长（HR分别为0.62和0.64），并且无论PD-L1表达状态如何，以及是否使用贝伐珠单抗，卡度尼利单抗组的获益在所有预设亚组中均一致^[3]。在2024年国际妇科癌症学会全球会议（IGCS）上，吴小华教授就COMPASSION-16研究作口头汇报，其研究全文同步发表于Lancet主刊。

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吴小华教授团队开展的Ⅱ期SHR-1210-Ⅱ-217研究探索了去化疗（chemo free）方案，即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法米替尼+PD-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在持续、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中的应用。在2024年美国妇科肿瘤学会（SGO）会议上，SHR-1210-Ⅱ-217研究公布了生存数据。经13.6个月的中位随访，法米替尼与卡瑞利珠单抗联合治疗组在意向治疗（ITT）人群中的中位OS延长至20.6个月，较卡瑞利珠单药组延长近6个月（14.9个月），显著优于研究者选择的化疗组（13.9个月）^[4]。对于二线治疗的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而言，该方案实现了生存显著提升。特别是在未使用化疗，而是选择小分子TKI药物和PD-1抑制剂的情况下。该方案为宫颈癌二线治疗去化疗方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

INTERLACE试验主要探索了同期放化疗前给予诱导化疗的效果，相关结果在《柳叶刀》权威杂志公布。该研究是一项国际多中心Ⅲ期随机对照研究，以意向性人群的无进展生存（PFS）期和OS期为主要研究终点。研究共入组500例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入组患者随机接受标准同期放化疗或在接受6疗程卡铂（AUC2）+紫杉醇（80 mg/m²）周疗后再行标准同期放化疗。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和对照组接受≥4次顺铂增敏的患者比例分别为85%和90%，两组患者均在中位45天内完成同期放化疗。在中位随访67个月后，试验组患者的5年PFS率（72% 对 64%；HR 0.65，95%CI:0.46，0.91；P=0.013）和OS率（80% vs. 72%；HR 0.60，95%CI: 0.40，0.91；P=0.015）均优于对照组患者，但接受诱导化疗组患者出现 ≥ 3级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更高（59% vs. 48%）。

INTERLACE试验时间跨度10年，其阳性结果表明在放疗前进行新辅助化疗可以减少肿瘤负荷，提高后续放化疗的疗效。此外，研究采用较为先进的放疗技术亦提高了患者的局部控制率。研究采用调强放疗技术，相比传统2D放疗或未标准化的3D放疗，提高了剂量精准性，减少了复发风险。研究进一步确定了高质量放疗的重要性，即同期放化疗应在56天内完成、化疗结束后2周内应开始放疗。^[5]

2024年3月和9月，《柳叶刀》分别刊发KEYNOTE-A18的PFS和OS结果。KEYNOTE-A18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Ⅲ期研究，纳入1060例来自30个国家的新诊断高危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入组患者为鳞状细胞癌、腺癌或腺鳞癌、2014年FIGO分期ⅠB2-ⅡB期伴淋巴结转移或Ⅲ-ⅣA期（不论淋巴结状态）。试验组患者在同期放化疗期间接受5疗程帕博利珠单抗（200 mg，3周疗），随后使用帕博利珠单抗维持治疗共15疗程（400 mg，6周疗）；对照组则接受安慰剂联合同期放化疗。主要研究终点为PFS和OS。截至2023年1月9日，中位随访时间为17.9个月时，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可将复发风险降低30%，且达到统计学显著性（HR 0.70，95%CI:0.55，0.89；P=0.0020）。2024年1月8日，研究者按照方案规定进行了第二次中期分析，中位随访时间达29.9个月。两组均未达到中位OS期，但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已显示出改善OS的趋势，该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33%，达到了预设的主要终点（HR 0.67，95%CI: 0.50，0.90；P=0.0040），两组患者36个月OS率分别为82.6%和74.8%。不良反应发生率中，试验组和对照组≥3级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分别为78%和70%，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贫血、白细胞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潜在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在帕博利珠单抗组的发生率为39%，对照组为17%。针对局部晚期伴有高危因素的宫颈癌患者，KEYNOTE-A18研究探索了免疫治疗联合同步放化疗的可能性。在前期的基础研究和其他肿瘤的临床研究中已显示出免疫与放疗的协同作用，有望为这部分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基于A18研究的结果，FDA已于2024年1月批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同期放化疗用于治疗FIGO2014 Ⅲ~Ⅳ期宫颈癌。该研究的另一亮点在于，与以往西方国家大型临床研究相比，KEYNOTE-A18研究中亚洲人群的占比接近30%，且其中中国人群占比约55%，这一比例显著提高了对我国患者治疗指导的价值。在亚洲人群中，治疗组共有152例病例；对照组有146例。就2年PFS率的提升而言，亚洲数据显示为77.6% vs 59.8%（HR=0.55；95%CI 0.35-0.88），提升了近18%，高于全球1060例患者的2年PFS提升率。亚洲数据与全球数据在总体趋势上保持一致，不过亚洲数据展现出了更高的PFS提升率，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6]

晚期卵巢癌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包括：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或新辅助化疗后联合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对于在卵巢癌手术中淋巴结切除的问题，已有的LION研究证实，腹膜后盆腔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术（retroperitoneal pelvic and paraaortic lymphadenectomy，RPPL）并未给临床阴性淋巴结的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带来获益。然而，新辅助化疗后行中间型减瘤术过程中是否需要行RPPL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CARACO研究帮助一些患者回答了这个问题。CARACO是一项前瞻性的多中心III期试验^[7]，纳入的是新诊断的FIGO III-IV术前和术中无可疑淋巴结浸润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术中随机分到RPPL与无RPPL，并通过手术方式进行分层（直接手术和新辅助化疗后手术）。主要终点是无进展生存率（PFS）。2008年12月至2020年3月期间，共计379名患者被随机分配到RPPL（n=181）组或无RPPL（n=187）组，排除11名患者。入组RPPL的患者切除淋巴结的中位数为27[IQR=19-36]。其中，75%的患者接受新辅助化疗（244名患者在中间型手术前接受3或4个周期治疗，41名患者在手术前接受6个周期治疗），83名患者直接手术，然后接受含铂化疗。在无RPPL和RPPL组中，无残留病灶手术率分别为86%和88%。49%的RPPL组患者诊断为淋巴结转移。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9年，无RPPL组和RPPL组的中位PFS分别为14.8个月和18.5个月（HR 0.98，95%CI 0.78-1.22，P=0.86）。两组的中位OS结果，无RPPL和RPPL组分别为48.9个月和58.0个月（HR 0.96，95%CI 0.75-1.22 P=0.72）。不良反应方面，RPPL组患者更容易发生较严重的术后并发症，其中再次手术比例分别为8.3%和3.2%[P=0.03]，输血率（34%对比25%，P=0.05）。两组患者术后60天内的死亡率相似（分别为1.1%与0.5%[P=0.54]）。CARACO试验作为第一项随机临床研究，探讨了在接受新辅助化疗和中间型减瘤手术的患者中，临床淋巴结表现为阴性的患者，不推荐进行系统性淋巴结切除术，从而减少术后并发症，降低手术引起的死亡风险。

卵巢癌目前已经进入了全程管理模式，维持治疗在卵巢癌的综合治疗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PARP抑制剂的出现使得BRCA及同源重组相关基因突变的卵巢癌患者的生存预后显著提升，今年也有诸多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相关的临床研究更新了生存数据。

①PRIMA试验^[8]：PRIMA研究是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Ⅲ期临床研究，评估了PARP抑制剂——尼拉帕利作为新诊断晚期卵巢癌患者一线维持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按一线治疗的反应、新辅助化疗的接受情况和肿瘤HRD状态进行分层，主要研究终点为无进展生存（PFS）时间，次要研究终点包括总生存期（OS）时间、PFS2时间和至首次后续治疗的时间。2024年ESMO年会上，PRIMA研究数据揭示了整体人群及不同HRD状态人群使用尼拉帕利的PFS（主要终点）获益与首次报道及3.5年随访报道结果保持一致。其中，尼拉帕利单药组mOS达到46.6个月，5年生存率超过40%。HRD人群的中位OS试验组和对照组分别为71.9月和69.8月，HR=0.95，对照组后续使用PARPi的比例高达48.4%；HRD人群5年OS率达55%，中位OS接近6年。HRP人群的mOS试验组和对照组分别为36.6月和32.2月，HR=0.93，对照组后续使用PARPi的比例为18.8%。虽然该研究的总生存未显示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但尼拉帕利对于PFS的改善仍然是值得肯定的。研究将PFS作为主要终点，其获益能够凸显临床意义，而此次更新的数据与既往报道较为一致，亦生存获益的稳健。尤其在HRD亚组人群中，尼拉帕利组5年PFS率两倍以上优于安慰剂组（35% vs 16%），进一步说明了维持治疗对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尼拉帕利组和安慰剂组五年OS率均超过40%，且未获得显著统计学差别，但也需要考虑某些因素例如安慰剂组也因为进展后使用高比例的PARP抑制剂，以及其他因素包括复发后二次细胞减瘤手术的影响等。总而言之，PRIMA研究作为一项针对一线晚期高风险卵巢癌患者的研究，其为卵巢癌的维持治疗提供了坚实的循证学依据。PARP抑制剂也使得卵巢癌治疗进入了全程管理时代，从而让更多患者获益。

②ATHENA- COMBO研究^[9]：该研究比较了rucaparib+纳武利尤单抗联合疗法与rucaparib单药疗法作为维持治疗用于对一线铂类化疗有效的新诊断的晚期高级别卵巢癌（AHGOC）患者的疗效。主要终点是研究者评估的意向治疗（ITT）人群的PFS。研究发现，在ITT人群中，联合方案与rucaparib单药疗法相比，中位PFS值较短（研究者评估的PFS：15.0个月 vs. 20.2个月；风险比[HR]=1.29；95%CI: 1.08-1.53），联合用药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增加了29%。联合用药组和单药组的12个月PFS率分别为56%和63%，48个月PFS率分别为26%和33%。这种PFS趋势在各个亚组中一致，包括HRD亚组（28.9 vs. 31.4个月）和PD-L1≥1%（18.3 vs. 25.8个月）和≥5%亚组（22.8 vs. 52.2个月）。目前该研究的OS数据尚不成熟，但两组之间未见显著差异，中位OS分别为49.4个月和58个月（HR=1.13；95% CI: 0.93-1.38）。安全性方面，联合治疗组99.3%的患者和单药组97.1%的患者发生了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TEAE），而TEAE导致的死亡率分别为2.2%和0.9%。在大于等于3级TEAE方面，联合治疗组较单药组更常见（74.6% vs. 63.8%）。对于AHGOC患者，使用PARP抑制剂基础上联合PD-1抑制剂并没有比PARP抑制剂单药带来更好的生存预后，即两者并没有产生协同效应，而联合用药所带来的毒性以及治疗中断率的增加可能影响了联合治疗的疗效，而治疗中断率偏高可能也会导致联合治疗组中rucaparib的使用，从而影响其疗效。目前有两项国际临床研究正在评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原发性卵巢癌中的作用：FIRST试验（研究多塔利单抗+rucaparib的组合）以及KEYLINK试验（评估奥拉帕利+帕博利珠单抗的组合）。期待该系列研究能够进一步揭示PARP抑制剂与免疫治疗之间的关系。

③DUO-O研究^[10]：在2024 ESMO妇科肿瘤会场，DUO-O试验的分析结果进一步报道了新诊断非BRCA突变卵巢癌患者的PFS数据。DUO-O研究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Ⅲ期研究，共纳入1130例新诊断Ⅲ/Ⅳ期、高级别上皮性、non-tBRCAm卵巢癌患者。受试者按1:1:1比例随机分配至3个治疗组：1（标准组CP+B：紫杉醇/卡铂+贝伐珠单抗诱导治疗和贝伐珠单抗维持治疗）、2（CP+B+D：紫杉醇/卡铂+贝伐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诱导治疗和贝伐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维持治疗）和3（CP+B+D+O：紫杉醇/卡铂+贝伐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诱导治疗和贝伐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奥拉帕利维持治疗）。在283例 HRD阳性疾病患者中，对照组（CP+B）的中位PFS为23.3个月，组3（CP+B+D+O）的中位PFS为45.1个月（HR=0.46；95%CI 0.33–0.65）。在意向治疗（ITT）人群（756例）中，PFS获益持续存在，对照组的PFS为19.3个月，而组3（CP+B+D+O）的中位PFS为25.1个月（HR=0.61；95% CI 0.51–0.73）。组2（CP+B+D）患者的PFS结果与对照组相似。该研究结果显示了5药联合方案在HRD阳性患者中具有显著的生存优势，PFS达到了45.1个月，是目前有报道的该患者群体中最长的PFS，然而该研究的缺陷在于对照组患者未使用PARP抑制剂，使得这项研究结果得到了某些质疑。此外，五药方案的安全性问题也值得商榷，研究中所报道的不良事件所致停药率非常高。因此，虽然DUO-O试验的最新研究数据看起来很有优势，但由于研究设计存在与现有临床用药存在差异，DUO-O试验结果是否值得肯定为时尚早。

④FLAMES研究^[11]：塞纳帕利作为我国自主原创的全新PARP抑制剂，具有靶向性高和治疗窗宽的特点。III期随机对照临床研究FLAMES研究探索了塞纳帕利对比安慰剂在中国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一线维持治疗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该研究入组包括BRCA突变和BRCA野生型患者，突变比例基本与既往流行病学研究中保持一致，代表PARP抑制剂单药在卵巢癌一线全人群维持治疗的疗效。研究中期分析显示：塞纳帕利 vs 安慰剂中位PFS分别为未达到（NR） vs 13.6 个月（HR 0.43）。通过同源重组状态进行预先指定的探索性分析显示了亚组间一致的PFS结果：BRCAm/HRD+：NR vs 15.7个月（95% CI 11.6–NR），HR 0.47, 95% CI 0.21–1.03；BRCAwt/HRD+：NR vs 12.9个月（95% CI 8.3–21.3），HR 0.30, 95% CI 0.15–0.60；HRP：27.1 vs 19.5个月，HR 0.74，95% CI 0.36–1.54。总生存期（OS）尚未成熟，仍在随访中。安全性方面，主要不良事件（AE）为血液学毒性，但整体AE导致的停药率较低，仅为4.4%；同时可以观察到塞纳帕利相较既往的PARP抑制剂在非血液学毒性（包括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与安慰剂相比，塞纳帕利的PFS获益在所有分析亚组中是一致的，包括BRCAm或BRCAwt患者、接受或未接受新辅助化疗的患者以及对含铂化疗达到CR或PR的患者。在肿瘤切除手术后有残留疾病的患者（HR 0.26）和没有残留疾病的患者（HR 0.49）中都观察到了获益。塞纳帕利独特的分子结构带来更高的靶向性和更宽治疗窗，在卵巢癌一线维持治疗中展现出全人群PFS的显著获益。

ICON9研究^[12]：该研究是一项随机、对照III期国际性临床研究，评估了奥拉帕利联合Cediranib（西地尼布）作为维持治疗对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的疗效。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单独使用奥拉帕利Olaparib，奥拉帕利联合Cediranib（西地尼布）用于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患者的维持治疗并未带来PFS或OS的显著获益。ICON9研究的主要入选标准包括：铂敏感复发卵巢癌、输卵管癌和原发性腹膜癌，既往最多接受过2种治疗，至少接受了4周期化疗后达到完全缓解（CR）或部分缓解（PR），BRCA状态不限以及既往未使用过PARP抑制剂。根据患者BRCA突变的状态、复发时是否接受了手术、既往是否接受过贝伐珠单抗、无进展间隔时间以及所在地区进行相应的分层。结果显示，奥拉帕利组和奥拉帕利+Cediranib组的中位PFS分别为11.0个月（95%CI: 8.4-12.8）和13.9个月（95%CI: 11.3-16.1）（HR=0.84；95%CI: 0.65-1.07；P=0.24），没有达到显著统计学差异。奥拉帕利组和奥拉帕利+Cediranib组的中位OS分别为37.8个月（95%CI: 26.9-45.0）和37.2个月（95%CI: 29.3-44.5）（HR=0.92；95%CI: 0.67-1.26；P=0.81）。在ITT人群中，根据任何分层因素，联合方案和单药方案的OS均无显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两种方案的安全性方面与奥拉帕利、Cediranib单药使用的药物毒性大致相似。与单独使用奥拉帕利相比，奥拉帕利+Cediranib维持治疗对PFS或OS的改善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但在奥拉帕利单药组中，PFS为11个月，优于预期的8.4个月，且OS为37.8个月，优于预期的29.8个月。尽管联合治疗方案没有显示出令人满意的生存数据，但PARP抑制剂单药也进一步验证了对于铂敏感复发卵巢癌的疗效与获益。

叶酸受体α（FRα）由FOLR1基因编码，由于其在EOC细胞中普遍高表达，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治疗靶点。目前，FRα靶向抗体偶联药物（ADC）-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已被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铂耐药卵巢上皮癌。对于非铂耐药卵巢癌人群，FRα靶向治疗也正在积极地进行临床评估。

PICCOLO研究^[13]：该研究作为一项单臂的Ⅱ期临床研究，主要评估了索米妥昔单抗在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和疗效。研究共纳入了79例患者，所有患者通过免疫组化检测确认具有高FRa表达(PS2+染色强度细胞占比≥75%)。其中97.5%的患者既往接受过紫杉醇联合铂类化疗，64.6%的患者接受过贝伐珠单抗治疗，仅1%的患者曾使用过PARP抑制剂。且98.8%的患者既往接受过二线及以上的治疗。研究结果显示，索米妥昔单抗的ORR为51.9%，其中有6例患者疗效评估达到了CR，35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PR）。整体人群的药物缓解持续时间（DoR）达到了8.3个月，中位PFS为6.9个月，而OS数据尚未成熟。药物安全性方面，主要包括视力模糊、干眼症、恶心、角膜病变和腹泻。未有报道重度的不良事件，患者的安全性得到了良好保障。针对叶酸受体α高表达的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患者，索米妥昔单抗显示了良好的疗效，耐受性亦较好。考虑到传统化疗、PARP抑制剂和贝伐珠单抗治疗后的复发患者在临床上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索米妥昔单抗为这类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因此，针对叶酸受体α的检测可作为临床治疗的一个重要参考，有助于为阳性患者提供更为全面的治疗方案。

①苏维西塔单抗联合化疗治疗铂类耐药卵巢癌（SCORES研究）^[14]：SCORES研究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I期临床研究。该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药物是一种新型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抑制剂——苏维西塔单抗（抗EGFA）。研究共纳入421例含铂化疗失败的复发性卵巢癌、输卵管癌和原发腹膜癌患者。患者按2:1比例随机分为苏维西塔单抗联合化疗组和安慰剂联合化疗组。化疗方案可选择紫杉醇周疗、多柔比星脂质体或拓扑替康周疗。研究主要研究终点为由盲法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PFS），结果显示，苏维西塔单抗组的中位PFS为5.49个月，显著高于对照组的2.73个月（HR=0.46，P<0.001）。中位总生存期（OS）数据尚未成熟，但苏维西塔单抗组呈现出OS获益趋势，苏维西塔单抗组中位OS为16.07个月，对照组为14.88个月（HR=0.79）。药物安全性方面，研究组中约5.3%的患者因不良反应中止治疗。该药物的主要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包括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减少，以及抗血管生成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如蛋白尿和高血压等，但胃肠道漏的发生率低于贝伐珠单抗。该项研究是中国首个三期随机对照双盲临床试验，且在铂耐药的复发卵巢癌患者中取得了阳性结果，对于这类患者的未来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且该项研究中，大约50%的患者使用过抗血管生成药物，其中40%左右使用过贝伐珠单抗，另外49%左右的患者使用过PARP抑制剂，因此研究数据与临床实际情况较相似。本研究的结果可能更能为铂耐药复发卵巢癌患者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②MIRASOL研究^[15]：该研究是一项MIRV治疗铂耐药卵巢癌的Ⅲ期随机对照研究，患者接受MIRV或研究者选择的化疗（紫杉醇，聚乙二醇化脂质体阿霉素和拓扑替康），共入组453例患者，ORR为42%vs.16%，mPFS为5.62个月vs.3.98个月，mOS为16.46个月vs.12.75个月。MIRV组中有12例患者完全缓解，84例患者部分缓解。亚组分析显示，无论患者既往是否使用过贝伐珠单抗，均能从MIRV中获益。事后分析显示，与研究者选择的化疗相比，经过剂量调整的患者接受MIRV后也能获得临床疗效和生存获益。在这些剂量调整的患者中，MIRV治疗组的PFS明显更长，中位PFS分别为7.23和5.59个月（HR=0.58； P=0.0002）。MIRV治疗组还显示出更优的OS（HR=0.45；95%CI: 0.30–0.68；名义P=0.0001）以及更佳的ORR（60%和26%）。尽管在该研究中至少有一半的患者需要接受剂量调整，但并没有对疗效产生负面影响，MIRV治疗在剂量调整的患者中相比标准化疗维持了生存优势。在妇科肿瘤中，tisotumab vedotin是第一个获批用于宫颈癌患者的ADC；MIRV是第一个获批用于卵巢癌患者的ADC。这两种ADC药物的成功为研发其他ADC带来巨大的希望，拓宽了药物的组织靶点和细胞毒性有效载荷的使用范围。

中国妇科肿瘤诊疗具有三大特点：妇科肿瘤医生数量众多、患者群体庞大，以及国内创新药业的支持。目前我国临床研究总量巨大,且近年来增长迅速，其中也不乏一些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成果登录国际舞台。临床医生、药厂及药商三者的合作已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以共同应对妇科肿瘤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例如，免疫治疗在子宫内膜癌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实现了全人群的“chemo free”；宫颈癌免疫治疗联合传统的放化疗也革新了诊疗模式。此外，国内的一些创新药企开发的一些新型靶向药物都为患者提供了实在的生存获益，令全世界瞩目。

目前在我国针对开展临床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缺少能够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的专业人员?技术支撑平台和针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的监管体系?相关药物的研究缺乏一些药物与临床实际相结合的情况，例如在卵巢癌领域，免疫治疗手段尚显匮乏，透明细胞癌的治疗可能为一个开端。此外，细胞治疗如CAR-T、TCR-T等在中国宫颈癌、卵巢癌患者中的应用前景如何，仍需深入探索。这也再次强调了培养临床科学家，即临床医生的重要性。此外，从基础到转化再到临床的研究线路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主流模式。很多新药都是这条路线的产物。然而，这不是医学发展的唯一模式。而且，药物研发的失败率高达 99%以上。医学还存在一条自古以来就有的 “从临床假设到临床验证再回到临床应用 ”的传统线路。这一点对创新药物或“老药新用”等领域研发的现实意义尤其重大，需特别引起重视。

2024年妇科肿瘤领域在诊治方面的研究均充分显示出创新性和合理性，研究结果真实，对指导临床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能看到类似于宫颈癌，在我国依旧占据着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的榜首。为实现世界卫生组织（WHO）“2030年消灭宫颈癌”的目标，推广HPV疫苗接种和系统性筛查仍是需要全社会需要努力的方向。对于早期宫颈癌患者，手术范围的缩小是否适宜，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诱导化疗、免疫治疗、ADC无疑是宫颈癌治疗领域的新星。未来，如何科学地运用这些创新手段，对宫颈癌治疗全局进行优化，是我们亟需深思的问题。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发展，卵巢癌的治疗将更加精准。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可能为卵巢癌的诊治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图像信息和临床数据，提高卵巢癌早期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女性提供个性化的卵巢癌风险评估，整合多维度信息为患者推荐最适合的治疗方案。随着前瞻性临床研究试验的不断开展，晚期或复发子宫内膜癌的治疗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和更好的预后。在疗效逐步提升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不良反应的控制，需要在多个层面进行合适人群联合筛选，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