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在我国女性恶性肿瘤中，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居第2位和第5位，且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和年轻化趋势，严重威胁女性健康。在中国抗癌协会的领导下，乳腺癌专业委员会的各位专家在过去一年里在精准治疗模式创新、新型药物与联合治疗方案优化、新靶点发现与临床转化、免疫联合治疗探索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中国原创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获得广泛关注，多项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其中，三阴性乳腺癌精准免疫治疗领域的突破尤为显著，传统化疗与中国原创免疫治疗药物的临床研究不仅为免疫联合化疗提供了高质量的询证医学证据，还验证了新分型的理念。从基础机制探索的突破到临床应用的巨大潜力，标志着我国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原创研究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本报告将分别从临床和基础转化研究的角度，对2024年乳腺癌专科领域一些代表性成果及其意义进行阐述。

本学科发展趋势与对策

乳腺癌的治疗和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对疾病理解的深入，乳腺癌的诊疗策略也在不断演变。基于当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展望一下未来5年乳腺癌领域的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6.1 未来5年发展的战略需求

6.1.1 精准治疗模式创新

乳腺癌的精准治疗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当前，乳腺癌根据激素受体（ER、PR）和HER2的表达被分为管腔型、HER2阳性型和三阴性乳腺癌，分别对应内分泌治疗、抗HER2靶向治疗和化疗。然而，现有治疗模式仍存在个体化不足的问题，约30%的患者面临耐药及复发转移的挑战。因此，进一步细化亚型并针对特定靶点实施精准干预成为必然趋势。近年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癌多学科团队建立了中国乳腺癌多组学图谱（CBCGA），系统解析三阴性乳腺癌的分子特征，并提出“复旦分型”，为不同亚型患者提供了精准治疗方案。例如，针对管腔雄激素受体型可采用抗HER2及CDK4/6抑制剂治疗；免疫调节型适合免疫治疗；基底样免疫抑制型可选择铂类或多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此外，该团队还将“分型精准”理念拓展至管腔型乳腺癌，通过分子分型细分为四类，并提出相应治疗策略。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诊断技术的进步，以及针对各个亚型的靶向标志物和治疗药物的不断更新迭代，精准治疗模式将进一步完善。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治疗的精准度，还将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获益。

6.1.2 免疫疗法的突破

肿瘤免疫疗法已成为乳腺癌治疗的重要方向，主要包括疫苗接种、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及免疫检查点阻断。免疫检查点是调控免疫系统活性的关键通路，肿瘤细胞可利用这些通路逃避免疫监视。目前，CTLA-4与CD80/86的相互作用，以及PD-1与PD-L1的结合，是研究最为广泛的免疫检查点通路。此外，新的免疫检查点分子如LAG-3、TIM-3和TIGIT等也受到关注。为了克服转移性乳腺癌对PD-1/PD-L1抑制剂的耐药，研究者们探索了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的策略。例如，PARP抑制剂与PD-1抑制剂的联合方案在BRCA突变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显示出显著疗效。此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还可与放疗、抗HER2抑制剂、CDK4/6抑制剂及抗血管生成等药物联合使用，相关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在中国，一些原创性免疫疗法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例如，PM8002和依沃西单抗（AK112），作为免疫和抗血管的双抗药物，在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中展现出潜力，三期研究都在进行中，有希望最终改变一线治疗的格局。然而，尽管部分免疫治疗药物已在乳腺癌领域获批，临床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如PD-L1单一作为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片面性，以及免疫治疗耐药机制的复杂性。因此，深入挖掘乳腺癌特异性的新型肿瘤免疫靶点，并开发相应的精准治疗策略，将是未来提升乳腺癌免疫治疗效果的关键方向。

6.1.3 数字病理与人工智能的融合

传统病理诊断存在主观性、可重复性欠佳等问题，数字病理应运而生。其利用高分辨率扫描设备将玻璃切片转换为数字图像，并借助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技术进行自动分析，可提高病理诊断的客观性和标准化程度。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联合多家医院开发了乳腺癌HER2智能分析判读平台，为HER2分级诊断提供了客观依据。然而，数字病理仍面临标准化、AI模型泛化能力以及数据存储与隐私保护等挑战。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多组学技术的发展，数字病理将进一步推动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及临床决策优化，成为肿瘤病理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在人工智能的协助诊疗方面，DeepSeek平台未来有望为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并通过整合多模态数据（如影像、病理、基因组学等），为临床医生提供精准的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优化。

6.1.4 新型靶向药物的开发

抗体-药物偶联物（ADC）是新型靶向药物的带边，这是一类靶向性强、毒性较低的抗肿瘤药物，由单克隆抗体、连接子和细胞毒性小分子药物组成。T-DM1、T-DXd、SG、SKB264等是目前在乳腺癌治疗中应用较为广泛的ADC药物。此外，针对LIV1的SGN-LIV1a、针对Nectin-4的enfortumab vedotin和9MW2821、针对CD166的CX2009、针对B7-H3的DS-7300、针对B7-H4的AZD8205和针对HER3的U3-1402等新型靶点的ADC药物也在开发中。在中国，针对以上靶点的ADC药物研发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此外，双抗ADC和双payload ADC等新型药物结构也在不断探索中，为乳腺癌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ADC联合免疫治疗也是未来重点的研究方向，BEGONIA研究中，Dato-DXd联合度伐利尤单抗（PD-L1抑制剂）一线治疗三阴性乳腺癌，虽仅11%为PD-L1高表达，但经确认的ORR为79%，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达到13.8个月。

6.1.5 多模态技术的引入

多组学技术（包括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的发展为乳腺癌的诊断、预后评估和治疗决策提供了更精准的支持。通过整合多层次数据，能够实现乳腺癌患者的更精细分层，并更准确地预测疾病进展及治疗响应情况。此外，多模态技术（如影像、病理、基因组学等）的结合也为乳腺癌的精准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6.1.6 微创手术与机器人辅助技术的发展

微创手术和机器人辅助技术在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微创手术通过减少手术创伤，加快患者术后恢复，同时保留乳房外形，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机器人辅助手术则进一步提高了手术的精准性和灵活性，减少了手术并发症。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微创手术和机器人辅助技术将在乳腺癌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6.1.7 液体活检与MRD检测

液体活检技术通过检测血液中的循环肿瘤细胞（CTC）、循环肿瘤DNA（ctDNA）和外泌体等，为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治疗监测和复发预测提供了新的手段。微小残留病（MRD）检测则能够在治疗后评估患者的残留肿瘤负荷，为后续治疗方案的调整提供依据。这些技术的应用将为乳腺癌的精准诊疗提供重要支持。

6.1.8 提升早期筛查与预防能力

早期筛查与预防是降低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键。目前，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乳腺癌筛查体系，包括乳腺钼靶、超声检查等。然而，仍需进一步优化筛查策略，提高筛查的准确性和可及性。例如，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影像诊断，能够提高早期乳腺癌的检出率。此外，液体活检技术的发展也为早期筛查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应加强公众对乳腺癌筛查重要性的认知，推广规范的筛查方法，并探索适合大规模筛查的无创检测技术。

6.2 未来5年重点发展方向

6.2.1 乳腺癌规范化管理的优化

未来5年，乳腺癌的规范化管理将进一步优化，主要发展方向包括医疗资源的合理布局、癌症防控策略的前移，以及晚期乳腺癌治疗的创新突破。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将中国抗癌协会的规范化诊疗体系推广至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是乳腺癌防控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外，乳腺癌防控策略将逐步从以治疗为中心向早筛与预防并重的模式转变，推动医疗与公共卫生协同发展，以提高早期诊断率和治愈率。

6.2.2 晚期乳腺癌治疗的创新突破

尽管早期乳腺癌的治疗已取得显著进展，但晚期患者的生存预后仍面临挑战。未来，将重点关注晚期乳腺癌的创新治疗策略和新兴技术的应用，旨在提升疗效、延长生存期，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免疫疗法、新型靶向药物和多模态技术的结合，将为晚期乳腺癌患者带来更多希望。

6.2.3 跨学科协作与科技创新

跨学科协作与科技创新将为乳腺癌防控提供新动力。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深度应用，将加速乳腺癌规范化管理体系的建设，推动诊疗模式向智能化和精准化发展。这些技术的结合不仅能提升整体医疗质量，还将助力优质医疗资源的广泛覆盖，确保更多患者能够在不同地区获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6.3 未来5年发展对策

6.3.1 精准治疗模式的优化

乳腺癌具有高度的生物学异质性，传统“统一化”治疗模式已难以满足临床需求。在现有分型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精准分型”理念，借助分子生物学、空间组学等先进技术，深入解析乳腺癌的异质性，为不同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这一策略不仅有助于提高治疗的精准度，还将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获益。

对策建议：（1）加强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进一步完善乳腺癌的分子分型体系；（2）推动多基因检测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化，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可及性；（3）开展更多针对特定靶点的临床试验，探索新的靶向药物和联合治疗方案。

6.3.2 创新药物与新技术研发

新型药物的开发仍然是推动乳腺癌治疗进步的核心动力。未来，将有更多针对特定分子靶点的抗体偶联药物问世，并可能在难治性乳腺癌亚型中发挥作用。此外，新一代小分子抑制剂、免疫治疗及细胞治疗技术的持续进展，也将为乳腺癌患者提供更多选择。

对策建议：（1）加大对新型靶向药物和免疫疗法的研发投入，特别是针对新兴靶点的ADC药物；（2）探索双抗ADC、双payload ADC等新型药物结构，提升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3）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原研创新药物的国际化发展。

6.3.3 多组学与多模态技术的深度应用

多组学技术（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和多模态技术（影像、病理、基因组学）的结合为乳腺癌的精准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整合多层次数据，能够实现乳腺癌患者的更精细分层，并更准确地预测疾病进展及治疗响应情况。

对策建议：（1）建立多组学数据共享平台，整合临床与基础研究数据，推动精准医学的发展；（2）加强多模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升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的个性化；（3）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验证多组学和多模态技术在乳腺癌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6.3.4 数字病理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

数字病理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乳腺癌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广阔。通过高分辨率扫描设备和人工智能算法，能够提高病理诊断的客观性和标准化程度。此外，人工智能平台如DeepSeek可通过整合多模态数据，为临床医生提供精准的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优化。

对策建议：（1）加强数字病理技术的研发，解决标准化、数据存储与隐私保护等问题；（2）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病理诊断、影像分析和治疗决策中的应用；（3）开展跨学科合作，培养既懂医学又掌握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6.3.5 微创手术与机器人辅助技术的推广

微创手术和机器人辅助技术在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微创手术和机器人辅助技术将在乳腺癌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策建议：（1）加强微创手术和机器人辅助技术的培训与推广，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手术水平；（2）探索微创手术与新型靶向治疗的结合，优化治疗方案；（3）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验证微创手术和机器人辅助技术的临床价值。

6.3.6 液体活检与MRD检测的临床应用

液体活检技术通过检测血液中的CTC、ctDNA和外泌体等，为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治疗监测和复发预测提供了新的手段。MRD检测则能够在治疗后评估患者的残留肿瘤负荷，为后续治疗方案的调整提供依据。

对策建议：（1）加强液体活检技术的研发与临床验证，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2）推动MRD检测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化，优化治疗决策；（3）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探索液体活检和MRD检测在乳腺癌诊疗中的应用模式。

6.3.7 提升早期筛查与预防能力

早期筛查与预防是降低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键。未来，应进一步优化筛查策略，提高筛查的准确性和可及性。例如，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影像诊断，能够提高早期乳腺癌的检出率。此外，液体活检技术的发展也为早期筛查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策建议：（1）加强公众对乳腺癌筛查重要性的认知，推广规范的筛查方法；（2）探索适合大规模筛查的无创检测技术，如液体活检；（3）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验证新型筛查技术的临床价值。

6.3.8 乳腺癌手术与药物治疗的升级与降级策略

未来，乳腺癌手术和药物治疗将更加注重升级与降级策略的动态调整。手术方面，微创手术和机器人辅助技术将逐步推广，同时保留乳房外形和功能的手术方式将得到更多应用；腋窝甚至乳腺手术的豁免成为未来重点研究的目标。药物治疗方面，精准分型、复发风险的细致分层和多组学技术将为治疗方案的优化提供支持，实现治疗的升级与降级。

对策建议：（1）推动手术治疗的微创化和精准化，实现手术精准降级，减少手术创伤；（2）基于多组学数据，优化药物治疗方案，分阶段实现精准治疗；（3）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验证升级与降级策略的临床效果。

6.3.9 中国原创精准分型和国产原研创新药物的国际化发展

近年来，中国在乳腺癌领域的原研创新取得了显著进展。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推动中国原创精准分型（如复旦分型）和原研创新药物的国际化发展。例如，2024年国产原研药物发展迅速，并伴随着一系列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发表，基于原创性研究成果的、研究者自主发起和设计的临床研究也在近年不断取得突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徐兵河教授的PHILA研究探讨了吡咯替尼联合曲妥珠单抗与多西他赛一线治疗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证实在未经治疗的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吡咯替尼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多西他赛相比安慰剂组显著延长PFS^[22]；EVER-132-002临床研究探究戈沙妥珠单抗治疗亚洲HR+/HER2-转移性乳腺癌的疗效，SG组和TPC组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21个月vs 15.3个月，提高了5.7个月，显著改善了患者生存^[19]。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邵志敏教授的CamRelief研究证实，对于高风险早期或局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经过严格的安慰剂双盲对照，术前化疗加入卡瑞利珠单抗可显著提高病理完全缓解率^[16]；FASCINATE-N研究首次对HER2阳性早期或局部晚期乳腺癌术前瑞康曲妥珠单抗±吡咯替尼与白蛋白紫杉醇＋卡铂＋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四药联合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比较^[34]；PEONY研究探讨双靶方案对比单靶方案用于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的新辅助治疗，在帕妥珠单抗组的五年无事件生存率为84.8%，而安慰剂组为73.7%^[2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宋尔卫教授牵头的全球多中心I期临床研究纳入307名患者，证实SHR-A1811在HER2阳性乳腺癌、HER2低表达乳腺癌及非乳腺癌肿瘤的客观缓解率分别为76.3%、60.4%及45.9%^[35]。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医学部的江泽飞教授的TORCHLIGHT研究探讨了特瑞普利单抗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治疗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实验组在PD-L1阳性人群中显示出PFS的显著改善（8.4 vs 5.6，P=0.0102），提示特瑞普利单抗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改善了PD-L1阳性的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PFS^[18]。此外，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张剑教授团队开展的II期CHANGEABLE研究，也证实了尼拉帕利联合PD-1抑制剂HX008在携带胚系DDR基因突变的晚期乳腺癌患者中的治疗潜力^[36]。河南省肿瘤医院的闫敏教授探究达尔西利联合吡咯替尼治疗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证实70%可评估患者达到ORR，中位PFS为11个月，提示达尔西利联合吡咯替尼具有良好的效果和可控的毒性^[37]。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齐晓伟教授探究安罗替尼联合紫杉类和洛铂用于三阴性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证实该方案可使57.8%的患者达到pCR^[38]。临床研究百花开放，有望在未来几年中开启乳腺癌精准治疗“中国方案”的新阶段。

对策建议：（1）继续加大对基础/转化研究的投入，支持原创精准分型的建立和验证，促进创新药物的研发；（2）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原创精准分型和原研创新药物的国际化临床试验；（3）建立国际化的临床研究合作平台，提升中国在乳腺癌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主编】

吴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副主编】

张瑾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陈佳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陈武进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敬静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长忠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刘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裘佳佳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田艳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燕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尹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葛睿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黄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江一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金锋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晶晶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刘艳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齐晓伟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汪成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叶松青福建省立医院

余科达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杨犇龙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袁芃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张国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

张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清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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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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