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在我国女性恶性肿瘤中，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居第2位和第5位，且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和年轻化趋势，严重威胁女性健康。在中国抗癌协会的领导下，乳腺癌专业委员会的各位专家在过去一年里在精准治疗模式创新、新型药物与联合治疗方案优化、新靶点发现与临床转化、免疫联合治疗探索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中国原创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获得广泛关注，多项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其中，三阴性乳腺癌精准免疫治疗领域的突破尤为显著，传统化疗与中国原创免疫治疗药物的临床研究不仅为免疫联合化疗提供了高质量的询证医学证据，还验证了新分型的理念。从基础机制探索的突破到临床应用的巨大潜力，标志着我国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原创研究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本报告将分别从临床和基础转化研究的角度，对2024年乳腺癌专科领域一些代表性成果及其意义进行阐述。

国内乳腺癌局部治疗研究进展

4.国内乳腺癌局部治疗（手术、消融、放疗）

4.1 手术相关局部治疗

4.1.1 新辅助化疗后非放射性TAD治疗淋巴结阳性乳腺癌^[24]

关于淋巴结活检的探索一直在继续，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展的一项单中心前瞻性临床试验，探讨了新辅助化疗后非放射性TAD用于淋巴结阳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可行性和肿瘤学安全性。研究纳入了353例cT1-4N1-3M0期的乳腺癌患者，患者预先接受了阳性淋巴结标记。新辅助治疗后，在322例符合条件的患者中，85例直接行ALND，85例仅行TAD，152例行TAD+ALND。结果显示，TAD假阴性率为12.2%（95% CI：6.0%~21.3%），其中基线cN1期患者假阴性率降至6.0%（95% CI：1.7%~14.6%）。与单一示踪剂相比，双示踪剂对降低非放射性TAD的假阴性率效果有限。中位随访36.6个月，TAD组的3年无淋巴结复发率为100.0%，ALND组为98.7%。TAD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率同样显著优于ALND组患者（3年PFS率为98.8% vs 89.9%，P=0.022）。该临床试验提示，非放射性TAD作为新辅助治疗后腋窝分期的微创方法，具有临床可行性和安全性，适用于活检证实初始cN1期患者，可以避免ALND导致的并发症，使患者切实获益。

4.1.2 基于MRI的放射组学模型预测保乳手术乳腺癌患者的手术切缘状态并推断肿瘤免疫微环境^[25]

由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宋尔卫教授和刘强教授团队带来的这一多中心、回顾性临床研究，回顾性收集了570名三家医院（SYMH, n = 296; SYSUCC, n = 131;TSPH, n = 143）接受BCS治疗患者的术前乳腺MRI.SYMH测试队列按7:3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并在SYSUCC和TSPH队列中进行了外部验证。

结果：放射组学模型在测试队列和两个外部验证队列中的AUC分别为0.78 （0.66-0.90）、0.88 （0.79-0.96）和0.76 （0.68-0.84），实际切缘阳性率在低风险和高风险亚组中分别在0-10%和27.3-87.2%之间。阳性手术切缘与肿瘤区EMT水平更高及B维胞浸润相关，同时在肿瘤周国区域观察到B细胞、未成熟树突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的富集。因此基于MRI的预测模型可以作为预测乳腺癌保乳手术（BCS）的切缘阳性风险的可靠工具，并发现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变化与手术切缘状态相关。

4.1.3 外科与人工智能的强强联合^[26-27]

由广东省人民医院王坤教授团队开展的两项临床研究名称：基于MRI的时间动态影像组学模型辅助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的腋窝手术决策和用于早期预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期间参与癌符合的无创人工智能系统，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方式，采集NAT前和治疗后的MRI图像数据（包括乳腺肿瘤和腋窝淋巴结），构建基于时间动态影像组学的人工智能模型以精准预测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后腋窝淋巴结的状态。模型联合前哨淋巴结手术的术中淋巴结个数及其他临床病理信息，以提高模型预测的准确性，辅助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后腋窝手术决策。该机器学习堆叠模型在检測腋窝淋巴结转移方面表现出色，主要队列的AUC为0.958，外部验证队列为0.881，前瞻性队列为0.882。AI 辅助手术的引入使得主要队列的 FNR 从14.88%（18/121）降至4.13%（5/121），外部验证队列从16.55%（49/296）降至4.05%（12/296），前瞻性队列则从13.64% （3/22）降低到4.55% （1/22）。值得注意的是，当摘除的SLN超过两个时，主要队列的FNR进一步降至2.78%（2/72），外部验证队列为2.38% （4/168），前瞻性队列为0% （0/15）。

另一项临床研究，招募了来自四个机构的1048名乳腺癌患者，将主要队列（PC,n=335）的患者分为三组（RCB 0-1、II和III）。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Spearman分析、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回归以及Boruta算法进行特征选择，并在三个外部队列（EVCs.n=713）中进行了验证。在所有患者中，442名（42.18%）为RCB 0-l，462名（44.08%）为RCB II, 144名（13.74%）为RCB IIl。模型-I在PC中区分RCB III和RCB 0-I的AUC为0.975，在EVCs中为0.923.模型-I将RCB 0-I与RCB II-III区分开来，在PC中AUC为0.976，在EVCs中为0.910。两项临床研究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腋窝淋巴结清扫。还建立了无创AI系统，通过影像学预测早期乳腺癌的新辅助化疗反应，模型表现良好，可用于辅助手术决策。

4.1.4 靶向淋巴结清扫的探索^[28]

由河南省肿瘤医院刘真真教授开展的初始cN1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后的靶向腋窝清扫，采用前瞻性研究，旨在评估在高度选择性的NAC前cN1患者中，NAC后标准靶向腋窝清扫术

结论：表明对于新辅助化疗后腋窝触诊阴性的患者，靶向腋窝清扫术是可行的，且假阴性率低于10%。当NAC有效（包括CR和PR）且术前腋窝触诊阴性时，不考虑术前超声腋窝分期，所有患者均接受了TAD，随后进行腋窝淋巴结（LN）清扫。计算了TAD的检测率（DR）和假阴性率（FNR）结果显示77名符合数据分析标准。TAD的检测率为94.8%（73/77）。1名患者有一个TAD LN, 4名患者有两个TAD LN，68名患者有3个或更多TAD LN.，术前腋窝触诊对所有73名成功接受TAD的患者均为阴性。术前超声检测到52例ycN0和21例ycN+。标准TAD （≥3 SLNs）的FNR为7.4%（2/27），低于所有成功TAD（21SLN，为10.0%，3/30）的FNR.研究显示，TAD的检测率为94.8%，当清扫的前哨淋巴结（SLN）超过3个时，假阴性率降至7.4%。这表明对于新辅助化疗后腋窝触诊阴性的患者，标准TAD是可行的，且假阴性率低于10%。

4.1.5 高分辨率、快速、无损光学成像结合深度学习实现术中快速诊断乳腺癌的新模式^[29]

为了进一步实现更加快速的病理诊断，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殊教授团队开展的高分辨率、快速、无损光学成像结合深度学习实现术中快速诊断乳腺癌的新模式，以前瞻性队列研究的研究方法，采用这种模式，对新鲜组织标本直接扫描，可视化不同代谢状态的细胞和组织结构，实现高分辨率快速、无标记“虚拟病理”，结合深度学习利用10357张图像建立智能诊断模型，另外独立测试集D-FFOCT+人工智能模型诊断敏感度96.9%，特异度100%，与传统冰冻病理诊断相比，这一方法全自动化、不依赖病理医生、几乎无需人力参与；能够实现快速近实时诊断，切缘诊断时间仅需3分钟；同时避免了组织制备过程中的变形和伪影；且无组织消耗，成像后的组织可进行其他检测。这一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乳腺癌手术中的诊断效率和准确性。

4.1.6 基因检测与外科手术的相结合^[30]

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解云涛教授团队开展的针对对侧预防性乳房切除术（contralateral prophylactic mastectomy，CPM）也是近年来临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目前指南对于CPM的实施尚缺乏明确指导。

如何选择合适的患者进行CPM仍缺乏具体参考，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解云涛教授团队建立并验证了全球首个BRCA致病突变携带者对侧乳腺癌风险预测模型BRCA-CRisk。该研究使用491例BRCA致病突变携带者作为建模队列，根据多因素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建立对侧乳腺癌风险预测列线图，另外205例作为独立验证队列。对建模队列中位随访7.0年后，发生对侧乳腺癌66例。根据多因素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最终筛选出4个因素与对侧乳腺癌风险显著相关并被纳入BRCA-CRisk预测模型的建立：首次发生乳腺癌年龄较小（连续变量，P=0.002）；乳腺癌和（或）卵巢癌一级家族史（风险比为1.89，95% CI：1.16~3.08，P=0.011）；BRCA基因3'区附近变异（风险比为2.01，95% CI：1.23~3.30，P=0.006）；内分泌治疗（风险比为0.54，95% CI：0.33~0.88，P=0.013）。对于BRCA致病突变携带者，该模型预测对侧乳腺癌5和10年累积风险真假阳性率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75和0.702，验证队列为0.750和0.691。BRCA-CRisk可以准确地预测BRCA致病突变携带者发生对侧乳腺癌10年绝对累积风险，可作为临床医师和患者作出是否需要行CPM决策的重要参考工具。

4.2 消融相关局部治疗

4.2.1 消融技术与药物的巧妙探索^[31]

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文斌教授、王水教授和谢晖教授团队开展的术前单药卡瑞利珠单抗和/或微波消融术治疗早期女性乳腺癌这一前瞻性随机队列研究，患者随机分配进行术前单药卡瑞利珠单抗（n =20），单独的微波消融（MWA）（n =20），或卡瑞利珠单抗+MWA （n= 20）。结果显示：单独便用卡瑞利珠单抗和MWA，以及联用时均耐受良好，未延误预定手术。未观察到与治疗相关的3/4级不良事件。联合治疗后，外周CD8+T细胞显示出培强的细胞毒性和效应记忆功能。克隆扩增的CD8+T细胞显示出比联合治疗后新出现的克隆更高的细胞毒性活性以及效应记忆和肿瘤特异性特征。观察到克隆扩增的CD8+T细胞与单核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强，这表明单核细胞有助于增强克隆扩增的CD8+T细胞的功能。联合治疗激活了单核细胞中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类途径和干扰素信号途径相关的途径。卡瑞利珠单抗与微波消融（MWA）联合用于早期乳腺癌是可行的，并且外周CD8+T细胞在联合治疗后被激活，依赖于激活了MHC I类途径的单核细胞。

4.3放疗相关局部治疗

4.3.1 关于脑部放疗联合吡咯替尼和卡培他滨治疗伴有脑转移的晚期HER2+乳腺癌，非随机、单臂、单中心，II期临床试验^[32]

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郭小毛教授和俞晓立教授开展的这一临床试验，将40名伴有脑转移的HER2+乳腺癌患者，患者接受了分割立体定向放疗或全脑放疗。从放疗的第一天开始，用药包括吡咯替尼和卡培他滨井持续到放疗完成后的第七天。中位随访17.3个月（IQR,10.3-26.9），中枢神经系統（CNS）1年PFS率为74.9% （95% Cl, 61.9%-90.7%），中位CNS PFS为18.0个月（95% CI, 15.5-未达到）。1年PFS率为66.9%（95% CI, 53.1%-84.2%），中位PFS为17.6个月（95% CIl. 12.8-34.1）• CNS的ORR为85%（40例中34例）。中位总体生存率未达到。最常见的3级或4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是腹泻（7.5%）。

在67个接受分割立体定向放疗的病灶中，有4个（6.0%）被发现有无症状辐射坏死。大多数患者在不同时间点的心理状态检查中显示维持神经认知功能。由此，对于伴有脑转移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放疗联合吡咯替尼和卡培他滨能显著延长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CNS）PFS，1年CNS PFS率为74.9%，且安全性可控。

4.3.2 乳腺癌术后IMRT的心脏剂量体积限制对早期心脏毒性影响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非随机、单臂、单中心，II期临床试验^[33]

上海瑞金医院的陈佳艺教授开展的该研究，旨在为乳腺癌术后接受IMRT的患者确定最佳的心脏剂量限制标准，以优化心脏安全性。尽管理论上心脏剂量应尽可能低，但目前缺乏明确的限制标准。为此，研究者提出了一种综合多个心脏剂量-体积参数限制的方法。研究将患者随机分为心脏安全组和对照组，心脏安全组采用严格的剂量限制标准（MHD≤6 Gy、V30≤20%、V10≤50%），而对照组遵循参与中心内部标准（主要为MHD≤8 Gy）。结果显示心脏安全组的心脏剂量参数更低，且心脏事件发生率较低（19.4% vs 24.9%），且心脏功能指标也更优。研究还发现心脏剂量参数与心脏亚结构剂量显著相关。结论，综合多个心脏剂量-体积参数限制可确保乳腺癌术后放疗患者的早期心脏安全性，心脏平均剂量和剂量-体积参数的综合限制是心脏亚结构剂量限制的有效替代方案。

研究者的研究是首个以早期心脏事件为主要研究终点的乳腺癌术后放疗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并且首次基于所有个体的调强放疗计划，报道了心脏亚结构的剂量分布，并确认了综合限制心脏平均剂量和剂量-体积参数能够确保接受具有心脏毒性药物治疗的乳腺癌术后放疗患者的早期心脏安全性。剂量学分析表明，心脏平均剂量与剂量-体积参数的组合限制能有效代表心脏亚结构的剂量。这些发现为临床实践中心脏剂量的监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5.国内外研究进展比较

5.1 国际乳腺癌学科发展现状

5.1.1 国际乳腺癌学科发展现状

乳腺癌因其较高的发病率高成为全世界女性群体生命健康的巨大威胁。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乳腺癌发病率仍在持续不断地升高，乳腺癌防治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制定癌症相关医疗卫生政策时重点关注的领域。乳腺癌学科在流行病学专家、临床医师、基础医学科学家、生物医药产业从业者、卫生政策制定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目前国际上本学科的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1）普及早期筛查；2）提高早期乳腺癌的治愈率和生活质量；3）改善晚期乳腺癌的生存和生活质量；4）开发新的治疗药物和手段等领域。

乳腺癌在系统治疗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尤为突出。乳腺癌领域几乎每年都涌现出多项改变临床实践的重磅研究成果，不断推动着乳腺癌临床治疗策略变革和疗效进步。免疫治疗因其卓越的疗效和较大的潜在获益群体，在近年来成为乳腺癌系统治疗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从三阴性乳腺癌出发，免疫治疗在针对三阴性乳腺癌不断深入探索的同时，也正逐步往激素受体阳性和HER2阳性乳腺癌拓展；策略方面正从免疫单药治疗过度到免疫联合化疗、靶向治疗，探索最佳联合方案；具体手段也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双/多抗体）正往过继细胞疗法（如CAR-T）和肿瘤疫苗等方向进行深入地探索，以期更佳疗效及更小不良反应。

以T-DM1、T-DXd为代表的ADC（抗体药物缀合物）药物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所发挥出的显著疗效，使得ADC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改变了HER2阳性乳腺癌的临床实践，并且后续不断跟进的新型ADC药物研发（包括我国研发的SHR-A1811）及正在进行中的多项新药临床研究，在未来也将进一步重塑各类亚型乳腺癌的治疗格局。针对HR阳性乳腺癌的系统治疗进展则更多的集中在早期乳腺癌危险分层和晚期乳腺癌治疗后耐药等方面，DB06研究提示T-DXd在HR阳性/HER2低表达的乳腺癌晚期后线治疗中有着可观的治疗效果，此外多种新型靶向药物（如Capivasertib，Inavolisib）也在临床研究中展示出了对HR阳性晚期乳腺癌可观的疗效和应用潜力。

在外科治疗方面，“手术降阶”成为当前乳腺癌外科治疗的重要研究方向，如新辅助治疗后豁免乳房手术、保乳手术后切缘阳性豁免再手术、前哨淋巴结转移患者豁免腋窝清扫、临床腋窝淋巴结阴性的患者豁免腋窝手术。“手术降阶”理念总体上是基于近年来综合治疗疗效的显著提升，微创、无创评估手段的进步，为患者的生存提供了充实的保障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同样地，由于系统治疗疗效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和手术同属于局部治疗范畴的放疗也正经历着“降阶”的发展浪潮。目前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针对特定的患者群体（低复发风险），在接受保乳手术后免于放疗是安全可行的。未来关于精准识别符合“豁免放疗”患者群体的策略的完善，或将极大推动这一治疗理念的落地和普及。

针对乳腺癌在发生发展及耐药等方面分子机制的探索成果是认识、防治乳腺癌，催生新治疗手段的重要科学依据。在基础和临床前研究领域，以基因组学、单细胞分析、蛋白质组学、空间组学、影像组学、病理组学等多组学分析技术以及3D培养、类器官、肿瘤生物力学等为代表的新兴研究手段，对包括乳腺癌原发灶、转移灶及转移前的微环境进行了多维度的刻画和机制揭示，为具体科学问题提供了诸多的研究启示和较为明确的研究路径。

5.1.2 国际新技术发展现状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在过去几年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无疑是近年来最具潜力的新技术。其技术应用已在结构生物学（Alpha Fold）、医学影像学（AI辅助诊断）、病理学（AI辅助诊断、疾病分层、疗效预测）等领域广受认可。如浙江大学研究团队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统一医学图像预训练框架UniMedI，实现多模态的疾病影像数据的整合，为AI在医学图像处理领域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主流的人工智能模型/工具，如：Chat-GPT（OpenAI——美国），DeepSeek（深度求索——中国），KIMI（月之暗面——中国）等正在逐步融入到各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有望在未来较短的时间内在乳腺癌基础/临床研究、早期筛查、患者全程管理、复发转移预测、晚期乳腺癌治疗甚至卫生经济学政策制定等取得长足的发展，赋能乳腺癌全领域各环节，极大优化乳腺癌的学科发展模式和速度。

在新型影像学技术方面，我国研究团队开发的一种新型 Trop2 特异性分子探针有望为无创可视化Trop2异质性表达、优化Trop2靶向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与解决方案。此外，宋尔卫院士团队利用基于超声、钼靶以及磁共振的多模态影像技术实现了不可触及乳腺病变的精准诊疗。在新治疗方案方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团队开展的FUTURE-SUPER研究结果提示，对于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一线治疗基于亚型分类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11.3 个月明显长于对照组5.8个月（ORR：80% vs 44.8%），为三阴性乳腺癌开启了新的精准治疗的时代。在新药物方面，新型PARP抑制剂、新型PI3K抑制剂为乳腺癌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

此外，宋尔卫院士团队的研究成果提示，针对肿瘤特异性RNA疫苗有望通过激活抗肿瘤免疫成为乳腺癌免疫治疗的重要手段^[13]。而国外针对三阴性乳腺癌的肿瘤疫苗也在一期临床研究中被证实具有可观的安全性和免疫反应，即将开展二期临床研究，未来借助肿瘤疫苗有望极大程度降低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复发风险。

5.2 国际重大研究计划和重大研究项目

美国于2016年启动的癌症登月计划（Cancer Moonshot）旨在通过跨学科合作加速癌症研究转化，重点关注乳腺癌基因组学、免疫治疗及耐药机制。美国政府基于该计划，在2024年10月推动了乳腺癌免费早期筛查以改善乳腺癌患者的结局，筛查项目预计惠及1000万美国民众。

Flamingo-01研究是一项评估GLSI-100(GP2+GM-CSF) 在新辅助和术后辅助抗HER2治疗后残留病变或高风险PCR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III期研究。GP2是HER2/neu蛋白的9个氨基酸肽，与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联合给药，可刺激针对HER2/neu表达癌症的免疫应答，该研究正在美国和欧洲多达150个地点积极招募和招募患者。新一代CDK4选择性抑制剂atirmoiclib (PF07220060) 联合来曲唑作为HR+/HER2+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耐受性和早期疗效。

针对三阴性乳腺癌的α-lactalbumin乳疫苗在已经结束的一期临床试验（NCT04674306）中展现出了满意的安全性和免疫反应，即将在2025年内启动二期临床试验。I-SPY 2.2 试验结果显示，基于不同亚型进行包括ADC和ICIs在内的新辅助治疗方案优化，可以改善早期乳腺癌患者的结局。

5.3 我国研究现存优势与不足

5.3.1 存在的优势

近年来，我国乳腺癌领域的基础研究迎来蓬勃发展，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特别是IIT研究）日趋成熟完善，呈百花齐放之势，学科地位和影响力在国际上也呈逐年上升的态势。以吡咯替尼、SHR-A1811等为代表的原研新药物，以复旦大学肿瘤医院所提出的一系列“复旦分型”为代表的乳腺癌内在亚型及转化研究成果，以中山大学宋尔为代表的基础研究重磅成果等等，不仅保障了我国乳腺癌患者的疗效和生存，为转化医学从业者提供诸多发展空间，更将我国的乳腺癌基础及临床研究成果推向了国际舞台，为国际乳腺癌的学科发展和世界各地乳腺癌患者提供了新理念和新的“中国方案”。

我国乳腺癌患者群体基数庞大，从事乳腺癌基础与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的基础科学家、医师科学家及工程师众多，同时也有着众多成规模的制药企业、高效高质量的医疗器械生产商，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及和基础研究合作也日趋频繁。上述各方面条件奠定了研发、转化、学科发展各环节所需的诸要素，是我国乳腺癌学科发展的优势所在。

5.3.2 存在的不足

基础及临床前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是推动乳腺癌学科发展至关重要的原始力量。而我国在该领域的成果转化明显不足，是目前制约我国在学科发展上的主要瓶颈之一。具体主要体现在转化率、转化价值、转化效率等方面的不足。相较于我国的乳腺癌领域从业规模，原创且具有较高转化价值的研究成果数量仍十分稀缺。

跨学科合作（特别是医工交叉）研究模式仅局限在国内的少部分高水平院校和各科研院所的内部各学科之间，尚未全面铺开形成院校间的常规和常态。此外，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无论研究合作的内容、形式抑或数量上均较美国还有着明显的差距。每年由我国众多临床学者所发起各项IIT研究，对优化乳腺癌诊疗实践的推动，解决当下诊治的现实困境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较欧美国家的IIT研究在研究设计、试验理念的引领性、对患者疾病全程管理的关注度等方面仍有所欠缺，诸多试验较难成为推动本学科从根本上进步的巨大力量。

【主编】

吴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副主编】

张瑾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陈佳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陈武进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敬静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长忠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刘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裘佳佳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田艳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燕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尹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葛睿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黄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江一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金锋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晶晶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刘艳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齐晓伟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汪成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叶松青福建省立医院

余科达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杨犇龙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袁芃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张国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

张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清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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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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