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严重危害人类健康，70%-90%的肿瘤发生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随着环境因素引起肿瘤研究的不断深入，环境肿瘤学应运而生。本报告重点介绍环境肿瘤学发展现状和未来方向。环境肿瘤学主要研究环境暴露与肿瘤发生的关系及其分子机制，探索环境肿瘤的干预技术和方法，创新肿瘤防治的新模式。环境肿瘤学聚焦肿瘤的病因、预防、筛查和诊疗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构建政府、医疗科研机构及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体系。提高环境肿瘤防治水平。

目前，环境肿瘤学研究机构和项目较少，肿瘤预防和诊治存在不平衡，学科体系不完善。报告阐述环境肿瘤的新进展、重大计划、研究项目和研究团队，总结我国环境肿瘤学发展的优势和不足，展望未来发展方向及对策。

本学科研究新进展

 2.1.1 我国大量肿瘤流行病学研究证明，宏观环境因素（包括生活行为和环境污染）与癌症发病密切相关

国家癌症中心与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及IARC联合研究报道^[1]，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污染加剧了癌症风险，其中吸烟、饮酒、不健康饮食、缺乏运动、慢性感染、年龄和家族史是中国癌症的高危因素。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随之而来的健康问题。国家癌症中心研究表明：中国胃癌患者H. pylori感染、吸烟、腌菜和饮酒导致的人群归因分数（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s，PAFs）呈下降趋势，不良体质指数和糖尿病导致的PAFs呈上升趋势。2000—2050年胃癌合并上述危险因素的PAFs下降10.57%。估计2050年将有279,707例胃癌（122,796例贲门癌和156,911例非贲门癌），其中70.18%的胃癌可归因于可改变的危险因素，而H. pylori感染预计在2050年胃癌病例中的占40.7%，在非贲门癌病例中的占62.1%。未来需要持续有效的危险因素控制策略来降低这一高度威胁生命的癌症的负担^[2]。英国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联合采用病例队列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来自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的10个地区，纳入500例新发非贲门胃癌（non-cardia gastric cancer, NCGC）病例和437例新发贲门癌（cardia gastric cancer, CGC）病例，结果表明2018年中国胃癌患者中H. pylori感染约占339 955例，78.5%的NCGC病例和62.1%的CGC病例可归因于H. pylori感染^[3]。国家癌症中心按人群归因分值计算，我国有45%的癌症死亡可归因于可改变的危险因素^[4]，主要危险因素为男性主动吸烟和女性水果摄入不足、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体重超标和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对于环境污染与癌症的研究，国内近年来主要聚焦于空气污染与癌症。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研究表明：中国PM_2.5排放量和浓度高值主要分布在人口密度较高的东部和南部，而低值位于西部。癌症发病率高值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在省级尺度上，中国肺癌发病率与PM_2.5浓度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减排PM2.5是肺癌防治的关键^[5]。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评估了细颗粒物PM_2.5高暴露对肺癌的队列研究，结果表明：高PM_2.5暴露可导致肺癌发病和死亡风险增加，高污染地区空气质量改善可获得显著的公共卫生效益^[6]。西安交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和国家癌症中心/国家癌症临床研究中心利用时空分析技术和准泊松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了2000-2015年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因素在PM_2.5与食管癌发病关系中的修饰效应。低城市化水平人群面临更强的PM_2.5所致食管癌风险，这有助于更全面地应对PM_2.5污染带来的食管癌挑战^[7]。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研究报道室内使用固体燃料取暖可能增加宫颈癌死亡风险，但与乳腺癌无相关性。关联强度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并受到年龄和绝经状态的修正^[8]。中国香港深圳研究创新研究院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男性居民与大气PM₁相关的肺癌发病风险较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居民PM₁和SO₂对肺癌发病的影响更大。应制定针对地区和人群的策略，缩小空气污染效应的城乡差异和教育差异，从而缓解中国空气污染相关的健康差异^[9]。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团队研究报道，目前中国宣威地区30多年前室内空气污染的延迟效应仍然是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与此同时，烟草使用对肺癌的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地方政府应考虑开展促进戒烟和预防二手烟暴露的公共卫生活动^[10]。广东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东莞市环境医学重点实验室研究结果表明，颗粒物结合的多环芳烃会增加癌症风险，值得严重关注，并且高度鼓励开发新的能源以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11]。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系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测定了贵屿某电子垃圾回收区土壤中的多氯萘（Polychlorinated naphthalene， PCN）浓度，并使用这些浓度和预测方程来计算室外空气中的理论浓度，使用衰减因子计算室内空气中的理论浓度，并使用先前发表的植物和水果中污染物摄取模型计算当地饮食中的理论浓度。该研究评估了PCNs的多种暴露途径（包括土壤摄入、吸入、皮肤接触和膳食摄入）对人类癌症的潜在风险。当地居民PCN暴露具有较高的致癌风险，饮食是PCN暴露的主要途径，其次是皮肤接触。多氯二苯并二噁英和二苯并呋喃（polychlorinated dibenzodioxins and dibenzofurans，PCDD/Fs）和PCNs对居民的潜在致癌风险最高，其次是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不同暴露途径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特定化学品的理化性质^[12]。荷兰乌得勒支大学风险评估科学研究所，美国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宣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流行病学与人口健康系，中国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系联合利用大型回顾性队列研究（宣威地区42,420名研究对象，随访时间为1976—2011年，期间4,827人死于肺癌）证实了烟煤使用者的多环芳烃暴露与肺癌之间的关联，并发现18岁之前的暴露尤其重要^[1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宁波诺丁汉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系通过整合四种额外的母体PAHs，如二苯并[a,h]芘、二苯并[a,l]芘、二苯并[a,e]芘和7H-苯并[c]芴，增强当前的风险评估框架，研究表明：每百万人中约有324人在其一生中暴露于PAHs后面临增加的癌症风险。此外，虽然低分子量PAH剂量与肺癌风险之间存在中等联系，但与高分子量PAHs存在强烈的关联^[14]。中国矿业大学、英国卡迪夫大学、日本熊本县立大学联合在宣威县高发肺癌村庄和对比村庄西泽村的燃煤家庭收集了空气颗粒物的不同尺寸分选样品，分别在冬季和春季使用Anderson级联冲击采样器进行了研究，以探究不同尺寸颗粒物的毒理学特征。通过质粒切割法分析了这些尺寸分选颗粒物水溶性分数引起的DNA损伤。结果表明：高肺癌发病率区域空气颗粒物引起的DNA损伤率高于西泽村。不同尺寸的颗粒物具有高度变化的DNA损伤率，小尺寸范围的值大于大尺寸范围的值。颗粒物引起的DNA损伤率与总水溶性微量元素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析显示，水溶性重金属锌、铜、镉、铷、铯和锑与颗粒物引起的DNA损伤呈正相关，提示这些水溶性重金属在DNA损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5]。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环境与健康科学中心，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毒理系和河北省环境与人体健康重点实验室首次证实了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erfluoroalkyl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混合物对甲状腺癌的影响，结果表明：PFOS和PFDA分别对甲状腺癌风险的正向和负向变化贡献最大，需进一步的大规模前瞻性研究来检验这些负相关性^[16]。黑龙江省病原学与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评估了改水前后我国高水碘地区不同水碘暴露水平与甲状腺癌发病的关系。根据研究标准，从8785例患者中筛选出5826例纳入研究。研究表明：高碘地区水碘200 ~ 300 μg/L地区甲状腺癌发病率最高。在水碘降至适碘水平的地区，水碘下降水平与甲状腺癌发病呈强负相关。此外，水碘值下降的幅度越大，甲状腺癌病灶的最大径明显越小。提示在水源性高碘地区应继续开展甲状腺癌发病监测，继续优化人群碘摄入，降低甲状腺癌发病^[17]。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采用SPE-LC-MS/MS方法检测对照人群、反流性食管炎伴基底细胞增生和不典型增生以及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患者尿中亚硝胺水平，并进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随着食管病变的进展，亚硝胺类药物的暴露复杂性增加。N-亚硝基甲基乙胺、N-亚硝基二丁胺和N-亚硝基吡咯烷的危险暴露与ESCC的发病风险呈正相关，N-亚硝基甲基乙胺和N-亚硝基二丁胺的危险暴露与反流性食管炎/基底细胞增生的发病风险呈正相关。这些发现从内源性暴露评估的角度为亚硝胺暴露参与高发区食管上皮癌变提供了直接证据^[18]。汕头大学医学院首次调查了多溴联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PBDEs）与乳腺癌预后生物标志物以及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乳腺癌的复发风险和预后可能与某些PBDE同系物的体内负担密切相关^[19]。

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医学信息中心研究报道填补了中国城市绿地与癌症生存者心理健康关系的空白，并为园林绿化、社区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新的依据^[20]。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联合研究报道，中国夜间灯光（Light at night，LAN）会影响甲状腺癌发病，且主要集中于华北地区、华中及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物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21]。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安徽省炎症与免疫介导性疾病实验室研究表明：温度变异性（temperature variability ，TV）可显著增加癌症死亡风险，尤其是在温暖潮湿的日子和苏北地区。研究结果对制定城市规划、资源配置和健康干预措施延长癌症患者生命具有重要意义^[22]。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职业与环境健康系环境与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调查了中国中部一个采用二氧化氯和氯的饮用水系统中硝基胺的空间和时间变异，并进行致癌健康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暴露于饮用水硝基胺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致癌风险，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更大^[23]。

2022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与支持下，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研究团队首次全面评估了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最新癌症发病率及与社会经济不平衡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2018-2020年中国共有121,145例儿童和青少年被诊断为癌症病例，男孩的儿童癌症发病率较女孩高，白血病是儿童中最常见的癌症组，而在青少年中，恶性上皮肿瘤和黑色素瘤超过了白血病，成为发病率最高的癌症类型。儿童和青少年癌症的发病率与地区社会经济地位呈显著正相关（P<0.0001）。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区，女孩的发病率变化较大（从最低到最高增长48.45%），而男孩的变化较小（从最低到最高增长36.71%）^[24]。

总体而言，中国环境肿瘤学在环境肿瘤领域的研究国际合作较少，涉及环境因素较为局限，大部分集中于空气污染方面，且缺乏多中心、大队列和长时间随访研究。

 2.1.2 内外环境因素与癌症发生的病因学及机制方面有了深入研究，酒精、空气污染、病毒、细菌等内外环境因素能够促进癌症发生发展

中山大学肿瘤中心、华南肿瘤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研究发现：醛脱氢酶2（ALDH2）在促进酒精介导的肿瘤免疫逃逸和促进肿瘤进展中的关键作用^[25]。南京医科大学中国环境与人类健康国际合作中心，江苏省癌症生物标志物预防与治疗重点实验室使用英国生物银行中455,974名参与者（53％为女性）的数据，结果表明空气污染物与遗传风险之间存在加成交互作用。与遗传风险低且空气污染暴露低的参与者相比，空气污染暴露高且遗传风险高的参与者患肺癌的风险最高。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科学学院研究团队报道了一种通过EBV编码的LMP1介导的代谢重编程来驱动鼻咽癌（NPC）转移的新机制，通过激活IGF1-mTORC2信号传导和PDHE1α对Snail启动子的核乙酰化，PDHE1α是参与葡萄糖代谢的酶^[26]。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病原微生物学和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医学免疫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分析了来自CRC患者结肠组织的组织内细菌。研究发现：属于Lachnospiraceae家族的共生菌，包括Ruminococcus gnavus（Rg）、Blautia producta（Bp）和Dorea formicigenerans（Df），在正常组织中富集，而Fusobacterium nucleatum（Fn）和Peptostreptococcus anaerobius（Pa）在肿瘤组织中丰富。组织内的Rg和Bp减少了结肠肿瘤的生长并促进了免疫正常小鼠中CD8+T细胞的激活。从机制上讲，组织内的Rg和Bp降解了抑制CD8+T细胞活性的溶酶-甘油磷脂，并维持了CD8+T细胞的免疫监视功能。单独的溶酶-甘油磷脂促进了肿瘤生长，而通过注射Rg和Bp则抑制了肿瘤生长。总体来说，组织内的Lachnospiraceae家族细菌促进了CD8+T细胞的免疫监视功能，并控制了结直肠癌的进展^[27]。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仁济医院上海肿瘤学研究所、上海消化病研究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消化病重点实验室、癌基因与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证明了宿主尿素循环代谢在结肠直肠肿瘤发生过程中显著激活，伴随着具有尿素酶能力的有益细菌（如双歧杆菌）的缺失，以及缺乏尿素酶功能的致病细菌的过度丰富。尿素可以进入巨噬细胞，抑制p-STAT1与SAT1启动子区域的结合效率，并进一步使巨噬细胞偏向于具有多胺积累特征的促肿瘤表型。用尿素循环抑制剂或双歧杆菌为基础的补充剂治疗小鼠模型可以减轻尿素介导的肿瘤发生。该研究突显了使用尿素循环抑制剂或通过益生菌治疗调节微生物组成以预防结肠直肠癌的效用。

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pstein-Barr virus ，EBV）感染在全球普遍存在，并与多种癌症相关，包括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EBV病毒基因组变异在NPC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南方的突出流行状况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团队通过对270个EBV分离物进行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和来自中国的EBV分离物的两阶段关联研究，发现BALF2内的两个非同义EBV变异与NPC风险密切相关。这些变异的累积效应贡献了中国南方NPC总体风险的83％。风险变异的系统发育分析显示了其在亚洲的独特起源，随后在NPC流行区域进行了克隆扩张。该研究为深入了解中国南方的NPC流行状况提供了新的见解，并有助于识别NPC预防的高风险个体^[28]。中国科学院研究团队对90例中国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UTUC）患者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whole-genome sequencing ，WGS）以提取突变特征。分析显示，相当比例的患者携带了马兜铃酸（aristolochic acids，AA）突变特征，并与服用含AA草药、女性性别、肾功能不良和多发性相关联。癌场效应被发现部分导致了多发性。AA Sig亚型UTUC患者的CSS和MFS结果比No-AA Sig亚型有利。此外，AA Sig亚型患者显示出更高的肿瘤突变负荷、更多的预测新抗原和浸润淋巴细胞，表明免疫治疗的潜力^[29]。南京医科大学基于遗传关联研究结果构建了中国人群胃癌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PRS）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应用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队列（China Kadoorie Biobank，CKB）的10余万例研究对象，前瞻性评估了PRS与胃癌发病风险的关系，以及健康生活方式在不同遗传负荷的情况下对胃癌的保护效果。研究结果提示，在中国人群中，不同基因谱与发生胃癌的不同风险显著相关，且生活方式会显著影响发生胃癌的风险^[30]。

总体而言，中国环境肿瘤学在内环境因素以及机制方面领域的研究欠缺，尤其在表观遗传、炎症、肠道微生态等方面。

 2.1.3 环境肿瘤的队列研究和筛查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团队分析不同预防情景下中国胃癌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探讨提高胃癌预防负担可负担性和成本效果的策略。对1951-1980年出生的中国男性和女性采取了不同的预防策略，包括根除H. pylori和内镜筛查（一次性、每年1次、两年1次、三年1次或根据个人风险分层）。结果表明：在内镜策略中，与一般筛查相比，目标性筛查使每增加1个QALY的成本比维持现状低44% ~ 49%。在高危人群中，根据个人风险调整筛查频率，与2年筛查相比可减少22%的内镜相关资源，与1年筛查相比可减少55%的内镜相关资源^[31]。

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癌症中心/国家癌症临床研究中心癌症筛查办公室研究团队在中国八个省的12个城市进行了多中心、基于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招募了40-74岁、无肺癌病史且无症状的个体。根据性别特异性风险评分，将参与者分为高危和低危肺癌风险组，该评分包括吸烟、体育活动水平、职业暴露、慢性呼吸道疾病史、肺癌家族史、饮食和被动吸烟等因素（仅适用于女性）。结果表明：在中国大样本人群中，一次性低剂量CT（low-dose CT ，LDCT）筛查可显著降低肺癌死亡率和全因死亡率。且需要进一步研究性别、年龄、吸烟状况和经济状况等亚组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制定人群特异性的筛查策略^[32]。

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研究中心乔友林教授和郎景和教授一项纳入60,732名女性的试验表明，HPV初筛对宫颈上皮内瘤变（2级或更严重以及3级或更严重）的检出率比采用细胞学、醋酸或卢戈碘检查的传统筛查高出2.0 ~ 2.7倍^[33]。

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疗疫苗发展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等联合从2008年开始，对中国南部的中山市和四会市的3个选定城镇和13个选定城镇中进行了一项前瞻性、集群随机、对照的鼻咽癌筛查试验（PRO-NPC-001），总共70,296名受试者，进行了一项评估鼻咽癌筛查（通过检测EB病毒抗体）的开创性随机对照试验，结果EBV的IgA抗体可以识别高危人群，并且在筛查早期无症状的NPC方面是有效的。尽管在主要终点上死亡率的降低并不显著，但在这项中期分析中注意到了筛查参与者死亡率的降低的令人鼓舞的证据^[34]。此外，在中国食管癌高发区开展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显示，通过基线内镜筛查，食管癌早期检出率约为70%^[35]。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研究团队纳入中国食管癌内镜筛查随机对照试验（ESECC试验，NCT01688908），通过重新定义预测结果来更新恶性食管病变风险预测模型。最终预测模型包括年龄及其二次项、ESCC家族史、低体重指数（≤22 kg/m²）、以煤或木材为主要燃料进行烹饪、进食速度快和食用剩菜剩饭等因素。训练集和验证集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7（95% CI: 0.73-0.80）和0.71（95% CI: 0.65-0.78）。在人群中筛查出高危人群的前50%或10%时，与普遍筛查相比，两个队列的检出率都有所提高^[36]。

 2.1.4 环境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受到重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美国、印度等开发了一个计算机辅助诊断（computer-assisted diagnosis ，CAD）系统，用于实时自动诊断食管癌前病变和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ESCC），深度学习模型在内窥镜图像和视频数据集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实时CAD系统在未来有望帮助内窥镜医生诊断癌前病变和ESCC^[37]。

国家癌症中心研究团队在中国11家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队列中开展了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分析不可切除的Ⅲb或IV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一线治疗开始后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多因素Cox回归模型显示，男性、高中以下文化程度、二线城市、吸烟史和多发转移与预后不良相关^[38]。15年来，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研究团队牵头的在临朐开展的山东干预试验（Shandong Intervention Trial）表明，H. pylori治疗可显著降低胃癌发病率^[39]。

 2.1.5 环境肿瘤研究的新方法不断涌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研究团队开发的风险预测模型推进了中国肿瘤精准筛查实践，尤其是食管癌^[35]，预测因素包括年龄、吸烟状况、食管癌家族史、低体重指数(≤22 kg/m²)、使用煤或木材作为主要烹饪燃料、摄入高温食物和快速进食等。该人群发生重度食管异型增生和病变较严重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较大、有食管鳞状细胞癌家族史、体重指数较低、进食速度快和经常摄入剩菜。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建立的一种可用于评估高级别食管病变风险的临床应用预测模型，并在外部人群中验证该模型的性能。最终预测模型包含5个变量，分别为年龄、吸烟、体质量指数、吞咽困难和胸骨后疼痛。建立的食管高级别病变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它有潜力应用于临床机会性筛查，以帮助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个人的决策^[40]。南京林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团队通过结合土壤和尘埃降落物中重金属的健康风险状况、土壤尘埃降落物中重金属的空间聚类特征以及研究区域人体中重金属的浓度信息，建立了一种基于土壤-尘埃降落物-人体（soil-dustfall-human ，SDB-HR）的潜在毒性风险区域识别方法。通过蒙特卡罗分析，发现土壤尘埃降落物中锌和铬对人体健康的风险相对较高，致癌概率分别达到51.2%和50.2%。该方法的提出，可以更合理、有效地识别城市环境中不同级别的重金属风险区域，为城市环境中重金属的精准管理提供重要的技术和理论支持^[41]。

 2.1.6 环境肿瘤学研究新理念的产生

2023年6月20日-21日第三届Ecosystem Change and Population Health （ECAPH） Virtual Symposium国际会议及2023年11月17日中国抗癌协会环境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会议上，兰州大学李玉民教授作了题为《ADVANCES ON ENVIRONMENTAL ONCOLOGY》的报告，该报告提出，环境肿瘤学以肿瘤的病因和预防为中心，强调肿瘤预防的重要性。环境肿瘤学是一门系统性、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以环境暴露学、分子标记物、干预措施、建立高发区环境肿瘤系统防治模式和网络体系为研究内容，重视跨国际的合作。环境肿瘤学主要研究肿瘤的环境因素，环境-基因的交互作用，开发肿瘤筛查、早诊和治疗新技术，用于环境肿瘤的预防和早诊早治，提高环境肿瘤的整体防治水平。

樊代明院士在国内率先提出“整体整合医学（holistic integrative medicine，HIM）”（简称整合医学）的概念，即从人体整体出发，将医学各领域最先进的知识理论和临床各专科最有效的技术、方法有机整合，并根据社会、环境、心理修正调整，使之成为更加符合生命心身整体健康与疾病心身整体诊疗的一种新的医学体系。2014年深圳成立了中国首个整合医学专业委员会。整合医学大会提出21世纪医学进入了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医学模式转变，从生物医学时代向整合医学时代发展的历史时期。“整体整合医学”为环境肿瘤学的概念、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科支撑。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院士首次提出“群医学”的概念，群医学是医学的新概念、新观念、新领域和新学科，是为恢复、维护、增强人群乃至人类、众生、生态的整体与长远健康而发展出的知识、技术、艺术、学术体系，旨在促进群体、人类健康效益最大化、长远化，体现了医学的人类观。“群医学”是一种价值观、方法论，又是一种理念和行动，是新的医学要点，倡行“群医学”是所有医者的责任。“群医学”体现了从以个体为中心到以群体为中心的医学观念转化，改变了医学专业知识和技术结构，对厘清医学学理、变革现代医学体系、重塑医学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王辰院士提出，“健康”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及环境健康四个方面。现代医学应由倡导“诊治”“防治”等概念向全面健康照护转变，即健康促进、预防、诊断、控制、治疗、康复的“促防诊控治康”六位一体。此外，现代医学应由研究处理“单病”向“共病、复合病”转变，这正是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病人为中心”转变的重要技术路径。王辰院士提出的“群医学”理念，其人类与生态的整体观，由个体到群体的健康观，其人类健康最大利益化和长远化，其由治疗到预防的转变，其环境健康的重要性等新的理念为环境肿瘤学的学科理念提供了有力的理念支撑。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赫捷院士团队提出了中国肿瘤诊疗质量改进的六步模式，即资源需要整体管理和整合以最大化效率；临床医生的专业知识应该被利用来提高诊断和治疗质量；推动高质量信息质控是质量改进的有效起点；通过建立全国抗肿瘤药物监测系统，收集抗肿瘤药物采购和使用信息，以及癌症患者的诊断、检查、治疗和随访信息，并自动提取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临床诊疗过程的评估和结果验证^[42]。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提出国家癌症筛查计划和癌症检测策略，并深入探讨癌症护理领域不断发展的景观，强调多学科、全面治疗和精准肿瘤医学的应用。有效应对中国癌症研究面临的挑战并抓住机遇，完善个性化的癌症筛查策略，这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癌症筛查的效益至关重要^[43]。

国内相关重大计划和研究项目

（2）《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旨在全面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建立健全的健康促进体系，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和健康服务平等化。提高人民健康素养，形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降低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建设健康环境，有效应对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高应急管理和公共卫生能力。重点任务是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推动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完善健康服务体系，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质量，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加强慢性病防控，重点防控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推进传染病防控，加强传染病监测和应急响应能力，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病。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建设健全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加强环境卫生管理，改善空气质量、水质和食品安全，减少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实施机制包括建立健全的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的协调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健康促进合力。加强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法治化水平。加强科技创新，推动健康科技发展，提高疾病防控和治疗水平。评估与监测包括建立健全的健康指标体系，开展定期评估和监测，及时调整和优化健康政策和措施。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数据收集、分析和应用水平，为健康政策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中国健康计划2030》旨在实现全民健康、提高健康服务水平和防控疾病的长期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提升健康服务水平：加强医疗资源配置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基本医疗保障全面覆盖。强化疾病防控：重点防控慢性病和传染病，加强健康教育和预防措施，推动全民健康意识的提升。健康促进与环境卫生：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和环境卫生监测，推动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减少疾病发生的风险。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加强医疗机构管理，提高医疗服务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加强医患沟通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推进健康信息化：建设健康信息平台，促进医疗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共享，提高医疗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4）《中国慢性病预防和控制中长期计划（2017~2025）》：《中国慢性病预防和控制中长期计划（2017～2025）》是中国政府制定的一项重要规划，旨在应对慢性病在中国不断增加的挑战，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总体目标： 实现到2025年慢性病防治的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慢性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明显提高。重点领域：强调心血管疾病、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等主要慢性病的防治工作。注重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的早期筛查和干预措施。主要措施：加强慢性病监测和数据收集，建立健全慢性病监测网络，及时了解慢性病的流行趋势和分布规律。完善慢性病防治体系，提高慢性病防治的基层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健康教育和宣传，提高人民群众对慢性病防治的认识和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医疗服务供给和管理，提高慢性病患者的诊疗质量和医疗保障水平。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推动慢性病防治领域的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重点任务：加强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推动全民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加强重大慢性病的防治工作，特别是心血管疾病、肿瘤等高发疾病的防治。加强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干预，提高慢性病的早诊早治率和治愈率。加强慢性病管理和患者教育，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生活质量。实施机制：加强各级政府部门的协调合作，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格局。强化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发挥医疗机构、社区组织、媒体等的作用。建立健全慢性病防治的评估和监督机制，及时总结经验、解决问题，保障计划的顺利实施和达成预期目标。

（5）《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是中国政府在2016年发布的一项重要环境保护规划，旨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工程，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污染防治：加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工作，实施重点区域和行业污染治理，加强环境监测和排污许可管理。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推动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加强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促进绿色消费和生产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法律法规建设：加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环境监管体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强化环境保护责任。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国际环保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环境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环境挑战。

（6）《全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中国政府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而实施的一项重要行动计划。该计划于2013年发布，旨在改善空气质量，保护公众健康，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提高大气环境质量。其主要内容包括：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设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工业、交通、能源等行业的污染物排放进行严格管控，推动高污染产业升级改造。加强工业企业治污：对工业企业进行治理，推进污染源头治理，加强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和监管，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力度，促进能源结构优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燃煤等高污染能源使用。推进车辆污染治理：加强机动车排放控制，推动清洁能源汽车发展，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和治理。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建立健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强化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合作，共同应对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大气污染监测和预警体系建设，提高监测能力和预警水平，及时发布大气污染预警信息，保障公众健康安全。强化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提高执法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保障环境执法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7）《全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中国政府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而实施的一项重要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加强土壤污染防治，保障土壤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法规，实施土壤污染调查评估，加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完善土壤环境监测体系，强化土壤环境执法监管，加强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

（8）《全国污染源普查和排污许可制度实施方案》是中国政府为加强污染源管理、推动环境保护工作而制定的重要实施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全国范围内的污染源进行普查，主要包括工业、农业、生活等各类污染源。明确污染源普查的内容和方法，包括污染源的基本情况、排放情况、治理设施情况等，采取实地调查、数据统计等方式进行。建立健全排污许可制度，对污染源进行许可管理，明确排放标准和监管要求，推动污染源治理和减排工作。建立统一的污染源数据库，实现数据共享和信息公开，提高监管效率和透明度。加强对排污许可申请和审核的监督管理，确保排污许可符合法律法规和环保要求。通过排污许可制度，推动污染源治理和减排工作，促进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

 （9）《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是中国政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重要规划文件。其主要内容包括：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作，重点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推动生态环境恢复和改善。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生态文明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水平。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环保意识，推动生态文明文化建设和生态伦理观念的普及。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

 （10）基于人群的癌症登记（Population-based cancer registries, PBCRs）是任何国家癌症控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供癌症发病率、生存率和死亡率的重要数据，从而为癌症的研究提供有用的途径，并为癌症的控制提供支持。PBCRs可以用来评估癌症负担的程度及其未来可能的演变；为癌症的病因及预防提供基础；为癌症潜在危险因素的流行提供线索；监测预防计划的效果；早期识别或筛查癌症；治疗和姑息治疗癌症。自1959年中国建立第一个癌症登记以来，中国就已经作出全面的努力，以增强癌症监测框架和癌症数据的使用。全国已建成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的肿瘤登记体系^[46]，全国肿瘤登记项目点覆盖区县2806个，覆盖14.07亿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9.8%；遴选确定了1145个国家级肿瘤登记点，数据质量和规范程度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肿瘤防治朝着精准二字迈进。

（11）为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强化科技创新对卫生健康的支撑作用，国家安排中央财政经费用于 2030-“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重大项目。

（12）2022年6月1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慢病健康管理—癌症筛查与早诊培训项目2021年度项目总结暨2022年度项目启动会”在线上召开。

（13）2023年1月，国家卫健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加速消除子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提出到2025年，试点推广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服务。为进一步提高HPV疫苗覆盖率提供了政策保障。

（14）以上消化道癌为防治重点的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于2005年正式启动。就发病率与死亡率较高的上消化道癌而言，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194个项目点，共筛查2166245人，发现34607例患者，检出率为2.05%，早诊率提高到70%以上。

（15）淮河流域地区癌症筛查早诊早治项目自2007年启动后，每年对覆盖地区的高危人群开展食管癌、胃癌和肝癌筛查，目前已覆盖安徽、江苏、河南、山东4省37个高发县（区）。其中，各省的肝癌早诊率分别为67.52%、66.06%、85.24%、73.87%，肝癌治疗率分别为95.15%、96.79%、91.90%、63.96%；上消化道癌的早诊率分别为70.46%、76.55%、70.33%、74.87%，上消化道癌的治疗率分别为96.41%、87.89%、91.39%、88.13%。

（16）2009年，乳腺癌和宫颈癌（“两癌”）筛查项目列入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对目标地区的适龄农村妇女开展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为进一步扩大受益人群，2019年，该项目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09—2020年全国共开展宫颈癌检查1.4亿次，开展乳腺癌检查超6500万人次，宫颈癌筛查项目已覆盖全国2644个县（市、区），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87%，乳腺癌筛查项目已覆盖全国2456个县（市、区），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81%，北京、黑龙江等19个省（区、市）已实现省内县（区、市）全覆盖。

（17）在财政部和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多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12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被纳入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目前已覆盖全国30个省份76个城市。2012—2021年，该项目完成基线风险评估数约536.5万，其中高危人群约252.2万，累积筛查人数约166.7万。

（18）为推进食管癌临床机会性筛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柯杨团队在河南省滑县人民医院建立“中国食管癌临床机会筛查门诊患者队列”，纳入人群9000人，并持续入组中。“健康中国专项行动计划”中也明确提出各地可根据本地区癌症流行状况，创造条件普遍开展癌症机会性筛查。2019年开始，农村地区上消化道癌机会性筛查试点工作启动（覆盖全国300个上消化道癌高发区），并争取在2030年覆盖全国2860个县市7.5亿农村人口。但与此同时，机会性筛查的特性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晚期患者，因此，如何使机会性筛查和组织性筛查有机结合还需各部门的努力。

（19）“中国癌症预防和控制规划（2004~2010）”致力于在农村地区和癌症高发地区全面启动癌症控制计划。中国的“癌症预防和控制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敦促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实施《癌症登记管理办法》，目标是将癌症登记覆盖超过30%的人口，并在全国范围内绘制癌症地图。

（20）“《中国癌症地图集》编制”项目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实施，分为“中国癌症基础数据资源建设研究”“中国癌症地图模型的建立”和“多源数据建模在估计不同维度癌症发病和死亡率中的应用”三个课题。项目将通过整理分析全国肿瘤登记数据、三次全国死因调查数据和各相关年份的人口学资料，绘制、出版以县（区）为单位的新版《中国癌症地图集》，建立区域性癌症流行情况大型元数据库和共享数据库，从而明确我国主要癌症的地理分布情况，为多学科科研、癌症的早诊早治和政府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和参考信息，为我国制定中长期慢病防治规划提供重要资料，同时，通过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提供我国的癌症信息成果，提高我国在此领域的影响力。

国内重要研究平台与研究团队

 2.3.1 国内重要研究平台

 2.3.2 国内重要研究团队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心，预防控制部，肿瘤登记办公室，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赫捷院士、魏文强教授、陈万青教授、张亚玮教授团队：肿瘤流行病学预防与控制。

（2）南京医科大学中国环境与人类健康国际合作中心，江苏省癌症生物标志物预防与治疗重点实验室沈洪兵院士团队：环境与肿瘤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在肿瘤的早期诊断、遗传易感性和复发、预后的分子标志等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

（3）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长期致力于肿瘤高发区的防治研究，近20年来集中开展上消化道肿瘤和女性肿瘤的筛查和早诊早治、营养与肿瘤及老年退行性疾病等方面的研究。立足在肿瘤高发现场开展工作，建立了多个闻名中外的人群长期随访队列及生物样品库，建成了世界一流的HPV实验室。从1982起科室即正式开展国际对外协作项目，与国际众多学术机构进行学术交流，为我国癌症防控提供了大量可靠证据和现场实践经验。

（4）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乔有林教授团队：群医学与全球健康、卫生外交、卫生安全、肿瘤流行病学与人群防治、疾病负担、防控政策研究、宫颈癌综合防控技术与策略模型研究、自动容积超声乳腺癌筛查方法队列研究、慢性病卫生经济学研究及心理、行为学研究。

（5）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团队：专注于胃肠道肿瘤的治疗，以临床研究推进临床实践，以人才培养带动学科发展。专长于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胰腺癌、胃肠间质瘤、神经内分泌肿瘤、胆道肿瘤、肝癌等，以及难治性消化系统肿瘤的诊断与药物治疗、综合治疗及个体化治疗。

（6）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团队：临床流行病学、慢性病流行病学，前瞻性队列研究开展的慢性病主要危险因素研究，以及行为危险因素相关建成环境、慢性病防治策略措施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临床试验、医疗大数据开发与挖掘、因果推断、诊断医学、精准医疗和统计遗传学等。

（7）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遗传学实验室：重点攻关我国“上消化道肿瘤的病因机制、精准防治策略、人群与临床大数据转化应用等领域的关键瓶颈问题”，与多地政府及医疗机构合作建立研究合作联盟与科研基地，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和引领性研究工作。率先建立了我国以食管癌为主的上消化道肿瘤精准“防-诊-治”与人群水平癌症动态监测的新模式，引领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指出了我国癌症精准防治与监测等工作的发展方向。

（8）兰州大学环境肿瘤学中心及甘肃省环境肿瘤学重点实验室李玉民教授团队： 聚焦环境肿瘤的系统研究，建立环境肿瘤学研究中心和环境肿瘤学专委会环境肿瘤研究基地，主要研究环境肿瘤大数据库、高危因素监测点、精准筛、诊、治、防体系和环境肿瘤防治新模式建立。

（9）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顾东风院士团队：长期从事心血管等慢性病的流行病学、人群防治和遗传病因研究。

（10）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国家中心和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鲁向锋教授团队：主要从事心血管病等慢性病的流行病和遗传学研究，解析环境和遗传因素在心血管病等慢性病发生中的作用，开展个体化风险评估及发病预测，推进疾病的精准预防。

（11）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教研室王胜峰和李立明教授团队：慢性病流行病学（肿瘤为主），药物流行病学，罕见病流行病学，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开发利用。

（12）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所孙宏和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刘跃伟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流行病学，生殖流行病学。

（13）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万霞教授团队：主要研究方向为疾病负担及烟草控制。

（14）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环境暴露与健康研究中心团队：环境暴露与健康研究中心在魏复盛院士、吴丰昌院士等国内外专家的指导下，于2016年成立，团队以“减少暴露，改善健康”为使命，研发精细化的暴露评价、暴露来源解析和暴露干预技术，应用于环境基准、标准制修订以及环境风险管理中，实现健康风险的科学评估和风险防范，由此提升健康水平。

（15）广东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东莞市环境医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承担全国乃至国际合作的环境与健康研究，旨在组建一流的科研团队、产生高质量的卫生决策证据，并以改善我国居民健康素质为目标构建包括环境卫生学调查、职业卫生学调查、慢性病研究、医学信息处理及数据挖掘的空间网络系统。从宏观的卫生学调查到微观的实验室病因机制研究向预防实践转化的环境与健康研究模式，为更深层地认识环境与疾病关系、环境有害因素所致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以及预防疾病、加快转化医学进程奠定基础。

（16）上海市肿瘤研究所：聚焦肿瘤的流行病学、分子细胞生物学、免疫学和转化医学等相关学科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打造国家肿瘤防治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高地，为提升我国肿瘤防治科技水平提供创新策源力。

（17）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上世纪70年代率先在国内开展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Persistent Toxic Substances，PTS）的相关研究和环境监测标准方法体系的建设，在环境分析方法与仪器设备研制、污染分布与演化趋势、污染物形态与环境化学行为以及生态毒理效应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基础性的系统研究，在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国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的环境管理及污染控制对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18）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解决关系国家全局和制约长远发展的资源环境领域的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为着力点，以持续提升研究所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主线，建设成为服务、引领和支撑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研究战略科技力量。

（19）中国医学科学院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搭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特殊环境与健康研究基础数据及其资源共享平台，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数据共享机制。分析大气、水和土壤污染与健康的关系，建立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控效果的宏观和微观评估体系； 整合全国健康与卫生政策数据，定量估计政策相关社会环境因素对健康效应的影响；研究人体适应极端环境的生理心理变化及其机制；环境与健康的数据和资源共享机制和平台的建立。

（20）西安交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系庄贵华教授团队：研究方向健康与卫生经济学评价；疾病控制与健康促进。

（21）河北省环境与人体健康重点实验室：利用现代医学和检验检测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影响河北省人群健康的重大疾病如肝病、地方病、职业病及与营养相关的疾病等开展研究工作，探索建立环境污染物痕量分析检测新技术、探讨环境因素健康损害机制、进行环境污染物危害评价，为河北省乃至全国环境与人群健康的研究、保护人群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22）黑龙江省普通高校病因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围绕我国重点地方病的防治和科研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开展工作，研究方向长期稳定，并能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防治实践，从而在我国控制重点地方病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验室在地方病的流行病学、病因学及发病机制和干预措施等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是我国地方病防治、科研领域的技术支撑单位和科研创新平台。

（23）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下设三个研究方向，重大区域性环境污染与健康危害的监测与评价方向；重大区域性环境污染的健康危害与疾病的致病机制方向；重大区域性环境污染的健康危害与疾病的预防方向。

（24）中国医科大学环境健康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环境氧化应激的健康效应及机制研究，糖尿病、肥胖、骨质疏松、癌症等慢性病发病机制及防治策略研究；环境氧化应激与慢性病发病发生发展的关系及机制研究；适应性抗氧化反应调控机制及应用研究；抗氧化反应调节剂的筛选及应用研究。

（25）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系：研究方向为以社区为基础建立自身免疫性疾病人群队列，为病因学研究创造新思路；开拓伤害流行病学和慢性病防控效果评价等的系列研究，建立预测模型；构建重点针对重大传染病的系列研究。

（26）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研究方向为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环境控制、环境生物学等研究领域。

（27）中山大学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利用广东地域疾病资源和南方中医药独特资源，充分发挥临床与基础密切结合的特色，揭示肿瘤发生发展的奥秘，尤其是鼻咽癌，研究新的肿瘤早诊手段和新型抗肿瘤药物先导物等，提高肿瘤诊治水平，改善肿瘤病人的生命健康。

（28）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基因组学与精准医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所等研究团队：研究方向为肿瘤异质性特征及诊治新方法；复杂性状和疾病的基因组与表观基因组解析；大数据挖掘和精准医学范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