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脑胶质瘤年发病率为3-6.4/10万，约占所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23.3％，占恶性肿瘤的78.3％；其中WHO 4级的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GBM）年发病率最高，约为4.03/10 万人，占全部原发恶性中枢系统肿瘤的48.6％[1]。胶质瘤恶性程度高，应用综合治疗后预后仍较差，近期研究提示胶质母细胞瘤已超过胰腺癌和肝癌成为第一难治的肿瘤[2]。

　　2002年前GBM患者诊断后中位总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 mOS）少于1年，5年生存率低于3%；随着STUPP方案的普遍应用，GBM患者mOS提升至16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PFS）为6.9个月[3]；2016年起使用STUPP方案联合肿瘤治疗电场（Tumor Treating Field, TTF）治疗后，患者mOS有显著意义延长，可达到20.9个月[4]。同时，GBM患者平均治疗花费相对最高。近年来，随着对胶质瘤发生发展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化，基于病理分型的深入探讨、成像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技术的调试优化、纳米颗粒等新技术的多方向应用等多领域取得不断突破，脑胶质瘤学科领域也迎来了长久的进步和发展。

　　本文总结了2021年国内外脑胶质瘤领域在肿瘤发生发展机制、分子病理分型、临床诊疗和新技术临床转化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展望了未来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可能方向。

　　1.第五版WHO分类指南推动诊疗发展

　　2021年，《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指南》第五版正式发布。基于2016年更新的第四版指南和多次cIMPACT-NOW更新的工作基础上，2021年的第五版指南肯定了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对于胶质瘤诊断的意义，同时进一步强调并推动了分子病理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中的作用。此外，第五版指南进一步规范了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命名和分级，引入了新的肿瘤类型和亚型，并强调了综合诊断和分层报告的重要性[5]。 

　　《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指南》第五版指南的发表在胶质瘤的发病机制及临床诊疗方面均有显著意义，其对于肿瘤分类的更新将使临床医生能够更好地了解特定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患者的预后和对应的最佳治疗方案。它还可成为推荐更多同质化的患者群体纳入合适临床试验的依据，并进一步促进对新型疗法的评估及临床应用，为目前的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6]。

　　我国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团队参与了第五版指南的编写修订，江涛教授团队在新一版分类指南的翻译推广中做了大量贡献，吴浩强教授团队基于新分类指南探索了4级星形细胞瘤的常见分子事件及预后影响因素[7]。吴劲松教授团队设计了一个由切片扫描仪和深度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组成的神经病理诊断平台，可有效独立对临床病理切片进行有效分类及亚型分型，成果发表于Neuro-Oncology杂志[8]。该系统为胶质瘤的综合神经病理诊断工作流程提供了新的帮助。

　　2.国内外整合指南发布推动诊疗标准化

　　2021年12月，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SCO）及美国神经肿瘤学会（Society of Neuro-Oncology, SNO）发布了自WHO 2021新分级系统制定以来的首个成人弥漫胶质瘤指南[9]。该指南聚焦于成人弥漫胶质瘤，总结既往治疗方案，并指出了在新分子分型标准下，这些治疗方案的意义和局限性。通过评估59项随机对照试验，专家组针对成人弥漫胶质瘤的术后治疗方案给出了16条推荐意见。该指南的发布对促进新分级系统的临床实践及推动胶质瘤诊疗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由江涛教授牵头、联合国内外31家单位的69位专家共同制定的《成人弥漫性脑胶质瘤临床诊疗指南》（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dult Diffuse Gliomas）[10]于2021年2月在Cancer Letters期刊正式发表。该指南是继国内神经外科领域第一部英文版临床指南——《CGCG成人弥漫性脑胶质瘤临床诊疗指南》2016年正式发布以来的首次更新再版，该指南依据循证医学证据，聚焦国际前沿进展，涵盖了成人弥漫性脑胶质瘤病理及分子病理诊断、手术、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等方面的重要更新，同时也纳入了免疫治疗及靶向治疗方面具有应用前景的临床试验结果。该指南的发布对于推动我国脑胶质瘤学科发展并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3.多模态影像组学及新型影像探针辅助诊疗

　　核磁共振显像MRI具有优秀的软组织成像能力，是胶质瘤诊疗的常用技术，除了常用的T1和T2序列，对于其他序列的研究和应用也逐年增多。2021年程敬亮教授团队基于多种弥散成像的直方图分析，对胶质瘤分型最重要的两种分子标志——IDH突变和1p/19q缺失情况进行预测模型的构建[11]。而李志成教授团队则将与胶质瘤预后相关的影像特征和RNA测序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对于胶质瘤影像组学的机制行进一步的探索[12]。而在弥漫中线胶质瘤方向，龚启勇教授团队基于多模态MR成像指标建立了H3 K27M突变的预测模型[13]。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利用带有标记的分子显像剂，可以从分子代谢水平对胶质瘤进行评估。如最常见的糖代谢18F-FDG，以及近年来新兴显像剂氨基酸代谢18F-FET、11C-MET，胆碱代谢11C-CHO等。2021年发表在CCR上的前瞻性研究验证了放化疗前11C-MET摄取与更差的预后相关，并可能应用于放疗靶区和剂量的调整[14]。研究者也尝试使用111In标记EGFR抗体，对高表达EGFR的胶质瘤进行显像，从而可以针对性地选择对于抗EGFR治疗响应好的患者[15]。

　　经典的显像剂面临各种使用以及合成的局限性，而为了更好地了解胶质瘤的异质性，龚启勇教授团队使用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粒子结合吲哚箐绿的方式，从而可以在术前MRI作为增强剂使用，并在术中用近红外对胶质瘤显像辅助精准切除[16]。而2021年杨江教授团队则使用新型近红外显像剂并标记89Zr进行PET/NIR的多模态胶质瘤诊断，该种近红外显像剂具有更易合成且更加稳定的特点[17]。

　　除了多种显像方法的整合，近年来也出现了将诊疗一体化的显像剂。如带有硼元素的18F-FBY氨基酸PET显像剂，既可以提示胶质瘤中L型氨基酸转移载体的表达情况，也可以作为硼中子捕获疗法BNCT的基础[18]。倪石磊教授团队也将显像剂与药物结合，用顺磁性的纳米颗粒递送多柔比星-铂-没食子酸，从而在辅助MRI成像的基础上诱导胶质瘤细胞的凋亡并通过氧化还原失衡介导铁死亡[19]。

　　4.胶质瘤发生机制及胶质瘤干细胞相关研究

　　胶质瘤的发生机制目前尚未探明，研究胶质瘤起源的驱动因素对于精准诊疗意义重大。目前研究提示，抑癌基因通路的失活和原癌基因通路的过度激活是胶质瘤发生的重要驱动因素，其中包括PTEN基因缺失和Hedgehog信号通路的持续过度激活。张弩教授团队在研究中首次发现具有独立功能的PTEN基因5’UTR来源多肽，且外源性补充MP31能降低胶质瘤对乳酸的氧化能力及线粒体功能，从而抑制胶质瘤在动物模型中的发生进展。该研究发表于Cell Metabolism杂志[20]，不仅加深了对肿瘤乳酸代谢分子机制的理解，也为基于靶向乳酸代谢过程的GBM疗法提供全新候选药物。同时，张弩教授团队也发现了环RNA的SMO-193aa可介导胶质瘤Hedgehog信号通路持续过度激活，为靶向Hedgehog信号通路提供新的可能靶点[21]。

　　多组学时间序列分析有助于理解肿瘤的发生发展，但是胶质母细胞瘤在临床上难以发现早期病变和获取早期样本，而病人源性异种移植（Patient-derived Xenograft, PDX）模型反映的是终末期肿瘤的性质，因此其发育生物学研究一直具有挑战。随着干细胞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这一问题得以解决，目前通过在人类神经干细胞（human Neural Stem Cells, hNSCs）内引入特定的驱动突变组合可以稳定成瘤，模拟GBM的组织学特征和异质性。汪源教授团队通过在小鼠脑部移植TP53/NF1/PTEN基因突变的hNSCs成功构建了高级别胶质瘤模型，并进行了多时间点取样用于全外显子组、组织转录组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发现移植后2月是hNSCs癌化的关键时间点，且肿瘤进程中持续存在、保持增殖的一群NSC样细胞发生了多次命运转变，分时、依序衍生了神经元样和胶质细胞样细胞[22]。此外，早期短时程靶向成瘤过程中持续上调的AP-1基因能有效抑制胶质瘤发生和显著延长小鼠生存期，证明存在潜在的早期诊疗时间窗。

　　GBM干细胞衍生细胞的相互转变也为理解肿瘤的异质性和耐药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威尔康奈尔医学中心团队基于沃丁顿表观遗传景观理论（Waddington Landscape）和“细胞状态”的前期单细胞转录组研究，认为GBM因不同细胞状态间的转变势能低而具有高度可塑性和异质性，并提出“状态选择性杀伤策略”，即通过新型诱捕剂将细胞限制在对现有治疗敏感的状态从而有效杀伤肿瘤细胞和防止耐药[23]。

　　5. 手术方案改善及新指示剂的应用

　　胶质瘤的手术原则是最大范围的安全切除，而进一步精细化胶质瘤外科手术治疗是神经外科医生关注的重中之重。在中国医师协会脑胶质瘤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脑胶质瘤专业委员会、中国脑胶质瘤协作组的领导下，毛庆教授团队牵头制定了《成人丘脑胶质瘤手术治疗中国专家共识》，于2022年2月在线发表。同时基于手术患者队列探讨了成人新诊断丘脑胶质瘤的临床预测模型[24]，并完成了在线预后工具建立。

　　胶质瘤的切除边界是神经外科医生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许多辅助技术被用在手术中，如神经导航、多模态影像、术中超声、术中磁共振、术中电生理监测、唤醒麻醉、荧光技术等。在这些技术的辅助下，胶质瘤切除范围日益增大。随着对胶质瘤分子病理的认识加深，在特定的分子亚型中，广泛的切除并不能改变预后。术前通过影像学特点预测分子亚型，术中拉曼光谱快速检测病理使分子病理引导下的手术已成为可能。

　　江涛教授团队基于CGGA数据库进行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年龄＞45岁，术前KPS＞80分，不同分子亚型中，切除范围与预后不同。IDH突变的星形细胞瘤能从肿瘤全切中获益，但IDH野生型和少突胶质细胞瘤未从全切除中获益。这可能带来胶质瘤手术理念的改变：从“最大范围的安全切除”到“有效安全切除”[25]。此外，华山医院团队牵头联合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法国居伊·德·肖利亚克医院（Hôpital Gui de Chauliac）进行了一项国际多中心研究，通过唤醒麻醉下的术中直接电刺激标定绘制了全球最大样本量的术中电刺激语言皮质功能图谱，对研究者进一步理解语言的组织和产生意义重大，同时在临床上为神经外科手术提供了语言定位和保护的图谱[7]。

　　除影像学指导外，目前对术中荧光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荧光下可直接观察肿瘤组织。最早使用荧光素钠指导脑肿瘤切除，最近几年，5-ALA相继在欧洲和美国获批，并且有证据表明能通过增大切除范围而显著改善预后，但是5-ALA在低级别胶质瘤的显像方面作用不大，因此，在未来需要开发理想的荧光探针，需要具备一些特性：比如对肿瘤细胞的高选择性、低毒性、给药方式简单等。目前有许多新型的荧光探针，通过靶向肿瘤特异性配体提高对肿瘤细胞的选择性。在这些荧光探针中，EGFR成为最有潜力的靶点[26]。

　　6. 替莫唑胺耐药的机制探索及治疗研究

　　替莫唑胺（Temozolomide, TMZ）作为在胶质瘤，尤其是GBM中唯一的一线化疗药物，其治疗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多达95%的GBM患者在接受治疗后会出现疾病复发、化疗耐药。然而，尽管针对TMZ耐药的机制研究层出不穷，这一问题却始终没有得以明确，并找到适当克服的方法，针对耐药机制和克服耐药的治疗手段的研究因而成为热点。

　　肿瘤干细胞是造成肿瘤异质性的重要因素，这一细胞亚群的存在也使得肿瘤更加容易出现化疗耐药。2021年,国内外研究团队针对胶质瘤干细胞（Glioma Stem Cells, GSCs）对TMZ耐药进行了多项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GSCs的形成[27]，影响以及维持GSCs表型的因素[28-30]（例如Wnt通路和STAT3相关通路的激活，微环境中的活性氧水平等），以及GSCs可能对耐药性产生影响更深层次的原因[31]（例如GSCs可能通过产生包含PD-L1的外泌体影响TMZ耐药）等内容的理解。

　　肿瘤微环境中的细胞引起耐药的机制研究在2021年也得到了发展，其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方向的研究提示，TAM可能通过分泌IL-11激活STAT3信号通路，从而影响TMZ的耐药[32]；而蒋传路教授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巨噬细胞本身向M2的极化也可能通过影响补体系统，进一步促进DNA损伤修复，造成TMZ耐药[33]。基于上述巨噬细胞相关的研究，调控微环境中免疫细胞构成的手段也成为了有希望的治疗方式。除TAM相关研究外，卞修武院士课题组发现，血管周细胞丰富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对替莫唑胺的反应性差、患者生存期更短[34]。敲除胶质瘤干细胞转分化来的血管周细胞后，胶质瘤移植瘤对替莫唑胺敏感性增加，肿瘤体积显著缩小。证明血管周细胞通过分泌CCL5激活胶质瘤细胞CCR5及下游AKT-DNA-PKcs信号通路促进DNA损伤修复，从而使肿瘤细胞逃避替莫唑胺的杀伤作用；将FDA批准且可透过血脑屏障的CCR5小分子抑制剂马拉维诺作为增敏剂与替莫唑胺联用，马拉维诺可大大提高替莫唑胺敏感性，延长胶质母细胞瘤荷瘤小鼠生存期。

　　除了上述方面，影响MGMT表达量的机制始终是在TMZ耐药的研究中的重点，包括MGMT基因融合突变等方向的研究近期亦有报道[35]。表观遗传修饰在TMZ耐药机制中的研究近年来也是研究热点之一，包括组蛋白修饰、RNA的m6A修饰与TMZ耐药的关系均有相关报道[36, 37]。由于胶质瘤中存在许多代谢相关的改变，因此代谢相关的因素也被报道与TMZ治疗的敏感性相关，例如刘艳辉教授团队研究发现影响线粒体外膜蛋白MTCH2的表达就可能改变胶质瘤对TMZ的敏感性[38]，而上调GIGYF2的表达水平可抑制胶质瘤的迁移并增加其对TMZ的敏感性[39]；同样与耐药相关的还有嘌呤的合成[40]，研究发现嘌呤合成酶及其所在的通路都可能影响TMZ的敏感性，而靶向该通路则可能克服TMZ耐药。

　　上述研究主要将关注点放在了耐药机制上，虽然针对新发现的机制进行了治疗层面的探索，但目前仍停留在临床前阶段，并且主要是对新的抑制剂进行研究。而除了新药的筛选，通过新的给药方式逆转TMZ耐药的研究同样也在2021年得到了进展，主要是基于纳米粒子的基因编辑技术[41]，以及程远教授团队研究纳米粒子联合聚焦超声给药[42]和纳米粒子联合光动力疗法给药[43]，这些新方式的探索也为未来化疗耐药的胶质瘤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

　　7. 新靶点探索、新药研发及靶向治疗进展

　　目前，胶质瘤的治疗方案为包括手术治疗、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TTF等在内的综合治疗方式，但患者预后仍不理想。因此，探索新的治疗方案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在靶向治疗方面，探究新的靶点及新的靶向治疗药物成为了学者关注的焦点。

　　MET融合可激活MAPK信号通路，破坏细胞周期调控，进而诱导肿瘤的进展。既往研究提示MET抑制剂在动物模型研究中可抑制MET突变的肿瘤生长。江涛教授带领的脑胶质瘤精准诊疗创新团队探究了MET小分子抑制剂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靶向治疗中的应用，研究成果以亮点文章发表在Cell杂志，且本项目荣获2021年中关村前沿科技创新大赛冠军[44]。研究发现，靶向BRAF的达拉非尼与靶向MEK的曲美替尼的联合靶向治疗在携带BRAFV600E突变的难治性/复发性高级别胶质瘤以及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中均展现出有临床意义的效果，该研究于2021年11月发表于Lancet Oncology[45]。这项研究为首项在临床试验中联用BRAF抑制剂和MEK抑制剂并在包括GBM的难治性胶质瘤中展现出明显效果的研究，尽管携带BRAFV600E的高级别胶质瘤患者较为稀少，这项研究仍为靶向治疗在GBM以及低级别胶质瘤中的应用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曙光。

　　对脑胶质瘤使用抗血管靶向药物可抑制肿瘤生长和血管源性脑水肿。牟永告教授团队通过回顾性研究提出，多靶点抗血管生成剂安罗替尼单独使用或与替莫唑胺联合方案，对复发高级别胶质瘤患者表现出令人鼓舞的疗效和良好的耐受性[46]。

　　8. 多模式新型免疫治疗提高治疗效果

　　由于胶质母细胞瘤高度抑制性的免疫微环境，既往多项III期免疫治疗均以失败告终[47]。2021年多项研究通过应用多种新型模式免疫治疗提高其治疗效果。

　　2021年6月ASCO年会壁报汇报了新型巨细胞病毒疫苗VBI-1901在初次复发的GBM患者中的IIa期研究结果，VBI-1901疫苗联合GS-CSF佐剂或AS01B佐剂耐受性良好并可改善患者OS，基于此项结果，FDA给予VBI-1901快速通道认定用于治疗首次复发性GBM。此外，在2021年6月发表于The Lancet Oncology的研究中，研究者设计了一种抗肿瘤活性增强的溶瘤腺病毒并首次使用神经干细胞作为载体用于人体治疗研究，结果显示其在高级别胶质瘤患者中具有良好耐受性，mPFS为9.1个月，mOS为18.4个月，与历史数据相比患者获得生存获益[48]。

　　前期临床前研究证明中等长度的CAR spacer结构域可以改善HER2特异性CAR-T细胞在原位移植髓母细胞瘤模型中的治疗效果，2021年7月于Nature Medince公布的Ia期临床研究的中期结果显示，该改良的HER2特异性CART治疗在最初三名复发或难治性CNS肿瘤（包括弥漫中线胶质瘤）儿童或青年患者中没有经历剂量限制性毒性，并表现出局部CNS免疫的激活，包括脑脊液中检测到高浓度的CXCL10和CCL2，仍需后续生存数据支持其对于治疗效果的改善作用[49]。

　　肿瘤疫苗可通过激活免疫微环境进而增强抗胶质瘤活性，故接种疫苗被认为是一条希望之路。目前靶向EGFRvⅢ突变的胶质瘤疫苗已完成Ⅲ期临床试验，但结果并不理想。目前研究表明，胶质瘤在胞内段激酶区域突变极少而胞外段突变集中，导致胶质瘤对针对EGFR胞内段突变的络氨酸激酶受体抑制剂以及针对EGFR野生型胞外段CRI区域的抗体均不敏感。张弩教授团队首次发现胶质瘤标本中高表达环RNA滚环翻译产物C-E-Cad，能特异性的结合EGFR CRII区域并激活EGFRvIII。且在胶质瘤动物模型中联用C-E-Cad抗体及络氨酸激酶受体抑制剂，能在最大程度上抑制胶质瘤中的EGFR信号通路激活，该研究发表于Nature Cell Biology杂志[50]。

　　综上，新型免疫治疗方法提示了其在GBM中的应用方向，并为GBM患者生存改善提供了新的可能。

　　9. 胶质瘤免疫微环境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

　　脑胶质瘤抑制性的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是胶质瘤恶性进展及治疗抵抗的重要原因。在组成方面，GBM微环境以富含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和T细胞的缺乏为特征。同时，肿瘤细胞和胶质瘤相关小胶质细胞（Glioma-associated Microglias, GAMs）和髓样细胞利用有氧糖酵解（Warburg效应）来快速满足增殖所需营养，导致TME呈低糖、低氧和高酸的特征，进而导致TME中T细胞缺乏葡萄糖供给而发生抗肿瘤能力减弱。研究发现，NHE1作为NA/H交换泵在肿瘤微环境的糖酵解驱动和pH维持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联合使用TMZ和NHE1抑制剂可重塑胶质瘤微环境免疫细胞的代谢途径，提高TME中GAMs和T淋巴细胞葡萄糖的摄取和线粒体氧化磷酸化能力的增加，同时抑制糖酵解过程，进而增强抗肿瘤免疫[51]。免疫微环境形成机制方面，詹仁雅教授/黄红光教授团队发现四肽膜蛋白EMP3在胶质瘤微环境高TAMs和低T细胞浸润特征的塑造中贡献明显，而在动物模型中敲低EMP3表达可改善免疫微环境，并提高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52]。同时，江涛教授团队发现，MET基因可通过调控STAT4-PD-L1通路和TAMs浸润促进胶质母细胞瘤的抑制性免疫微环境的形成和免疫逃逸的发生[53]。在免疫抑制微环境的调控逆转方面，研究者发现肿瘤微环境中Treg细胞的存在与抗PD-1治疗抵抗可能相关，且GBM微环境中Treg细胞表面高表达GITR，故进一步利用GITR激活型抗体促进Treg细胞向Th1效应性T细胞转化，并改善小鼠胶质瘤免疫治疗抵抗，显著延长接受治疗小鼠的生存期[54]。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阻断（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ICB）在肿瘤治疗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CTLA-4、PD-1及PD-L1为靶点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陆续获FDA批准上市，然而其单独治疗的响应率仅为10%~30%，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其他治疗方式联合用以克服这一局限受到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证实，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放射治疗与免疫检查点阻断剂联合应用具有协同抗肿瘤作用。然而，传统联合治疗方案需要高剂量电离辐射，这给机体带来严重毒副作用，且使得免疫抑制微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联合治疗的响应率仍然很低，其中电离辐射招募的M2型TAMs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卞修武院士/田甘教授团队将具有巨噬细胞极化能力（M2→M1）的toll样受体9（TLR-9）的激动剂CpG通过金-硫键(Au-S)修饰在具有放射增敏作用的纳米金（Au）表面，得到TLR9纳米激动剂CpG@Au[55]。这一方法可有效地递送CpG并极化巨噬细胞将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M2 TAMs重新教育为具有免疫刺激作用的M1 TAMs，从而激发先天免疫，缓解免疫抑制微环境，提升毒性T细胞的浸润。在低剂量X射线照射下，通过巨噬细胞再教育介导的免疫调节提高联合治疗效果。

　　10. 纳米药物递送系统应用于胶质瘤诊疗

　　由于血脑屏障独特的渗透性和运输机制，将药物输送到大脑可能是一个巨大挑战。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纳米药物递送系统不断出现，使药物的运载能力、溶解度、生物利用度等能力提升，展现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一方面，新的修饰方法不断出现，进一步提高了药物的靶向递送能力。宋仕永教授团队将胶质瘤细胞膜包覆于药物外侧并进行多肽配体修饰制成的纳米悬浮液，在利用同源靶向的同时降低了免疫原性，为纳米材料的开发提供了一种新的修饰和伪装策略[56]。另一方面，纳米技术与免疫学的结合为新的给药系统提供了思路。宋信文教授团队利用含有二硫键接头的β-葡聚糖的修饰的替莫唑胺纳米颗粒，可以利用巨噬细胞从肠道运送到大脑并靶向释放药物，减少了药物在其他器官积累，为减轻替莫唑胺副作用提供可能性[57]。

　　同时，姜新义教授团队研究发现术中腔内注射包含肿瘤归巢免疫纳米调节剂的水凝胶，可以发挥免疫激活作用，减少术后复发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补充抗肿瘤免疫力的替代策略[58]。而肖海华教授团队对肿瘤微环境的进一步研究，还原反应性聚合物这种新兴的纳米载体在靶向送药方面展现了巨大潜力[59]。这些纳米药物递送系统有望成为脑胶质瘤治疗的新靶向策略。

　　【主编】

　　马文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副主编】

　　张 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花 玮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刘艳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牟永告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神经外科

　　王 裕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雯琳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郭晓鹏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李俊霖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梁庭毓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刘千舒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石易鑫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时 雨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临床病理学研究所

　　王 海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王雅宁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邢 浩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杨蕙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张 弩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专家顾问】（审稿专家）

　　江 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王伟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邱晓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放射治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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