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报》：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届会议议题——“ 胃癌及食管癌”的设置缘由？
Lutz 教授：圣加仑（St.Gallen）乳腺癌共识会创始以来，参会者从1978年的79位拓展到2011年的4300位，我认为成功之处在于议题设置的针对性—— 将目标锁定在可治愈性疾病的初始治疗策略上，以最大限度地治愈更多的患者，这也是胃肠道肿瘤共识会的初衷。
胃食管癌争议话题较多，在分期、辅助及新辅助治疗、外科手术范围等方面均无定论。本届共识会特分为食管鳞癌、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及胃腺癌三部分，对近70个临床问题进行讨论及表决。
《论坛报》：您认为本届共识及投票结果是否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例如中国？
Lutz教授：我认为共识中90%的建议均能为中国同行所参考，但有一个重要例外，就是关于胃癌的辅助治疗。中欧在此方面有不同策略，欧洲是手术前后给予化疗，而亚洲倾向于术后化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科术式的差异，中国D2手术开展得较多，疗效也更优一些；而欧美患者由于脂肪多等因素，手术相对复杂，疗效也欠佳。当然，相信中国同行看到这些共识后，自会判断出哪些适合于中国患者。
《论坛报》：鉴于中国是胃癌、食管癌、肝癌等消化道肿瘤的高发区，共识组是否会考虑纳入中国专家？
Lutz 教授：是的，我们欢迎中国专家加入共识组。这届会议是因为我们这些欧洲人，实在不知道该请谁，谁是合适人选，如《论坛报》可引荐，非常希望在下一届，很有可能是结直肠癌的共识会上邀请中国学者列席。
《论坛报》：您在开幕式上提到“EORTC的主要任务是改善癌症治疗，但绝不进行以商业为目的的临床研究”。您认为商业性研究的最大弊端是什么？EORTC的研究资金从何而来？
Lutz教授：商业性临床试验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登记某个药物或获批某个药物，意味着你需要或你想要这种药物出现在市场上，相当于“增加治疗”；而EORTC的很多试验都是为了在治疗中去掉某一药物，化繁为简，“减少治疗”，所以两者的出发点有着本质的不同。
EORTC由31个国家的200余家组织构成，我们得到各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包括美国。在批准和审核一项临床试验时，我们有系列条件和标准，其中重要的两条是：该试验是否为独立性（非商业性）的? 是否符合高质量试验的标准？
我们一直都有着强烈的全球合作意识，任何国家如果对EORTC的研究项目感兴趣，我们都欢迎加入。在2000~2011年间，EORTC的研究共纳入全球71905位患者，正是这些不以商业为目的的研究为我们的临床实践带来了很多真正有益的变化。
《论坛报》：您认为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诊治的难点在哪？
Zalcberg教授：新分期（AJCC/UICC）的出现让情况变得有些复杂，欧洲很多专家认为新分期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从今天的投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专家还是选择了以往的分型标准（Siewert）作为外科治疗的指导，所以后面关于治疗的投票也是基于Siewert分型展开的。AEG的诊治在很多方面都远未完善，例如辅助及新辅助治疗。对于局部进展期病变，我比较倾向于新辅助治疗，但具体方案仍难统一。
《论坛报》：AEG 患者术后是否需要放疗？
Zalcberg教授：对于术前未进行新辅助化疗、局部复发风险较高或淋巴结清扫不彻底的局部进展期患者，我们推荐术后放化疗。
《论坛报》：食管癌三野清扫术在欧洲的应用情况如何？
Mariette教授：目前还没有关于微创路径行三野清扫的数据。在开放手术中，除了食管上段肿瘤，我们并没有常规应用，主要是其术后并发症较多，尤其是喉返神经损伤和呼吸系统并发症。
《论坛报》：在食管癌分期方面，仅以淋巴结转移个数作为N分期标准是否足够？中国学者正开展研究探讨淋巴结转移范围（野数）对分期的价值，您的意见如何？
Mariette 教授：我同意，理由是扩大范围的淋巴结清扫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并发症，我们需要在临床中找到平衡点，目前在欧洲，这个平衡点就是采用扩大二野清扫，并通过胸腔镜、腹腔镜或两者联合完成微创切除从而减少并发症。
《论坛报》：作为《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食管癌临床实践指南》执笔人，您觉得欧美治疗标准有何最大的区别？
Ajani教授：欧美在局部进展期治疗标准上确实有较大区别，欧洲很多国家推荐手术+术后化疗模式；而美国则常规推荐新辅助放化疗+手术模式。
《论坛报》：中国90%的食管癌为鳞癌，鳞癌在诊治中有哪些地方有别于腺癌？
Ajani教授：就目前而言，美国的鳞癌和腺癌患者在治疗上没有太明确的区别，因为还没有太多相关研究，对两种疾病的认识也还太少。不过，我们已发现两者在基因构成方面有较大不同，这意味着各自有其独特的生长机制，所以最终在治疗方面应该、也需要有所区别。
我想，中国学者将在欧洲杂志上发表的鳞癌研究，会帮助我们向这一方向迈进。当然，要实现两者的个体化治疗，需要在治疗前获得标本，而现在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于，我们只是获取了肿瘤组织的“一个瞬间”，就像一张照片，而肿瘤仍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一段录像”。但凡事都要有个开始，我们已开始在治疗前获取组织，美国发现了很高比例的治疗抵抗问题，不过仅处于研究阶段。目前我们告诉患者需要取得组织作基因学检测，但知道结果后还无法帮助你，因为遗憾的是，我们还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过在有了政府和药物审批组织的支持后，这些情况在慢慢好转。
《论坛报》：在中国，食管癌治疗前分期的瓶颈在于诊断技术的限制，部分地区正电子发射体层摄影（PET）-CT或内镜超声（EUS）等技术应用受限，对于这样的地区，如何进行准确分期？
Ajani教授：这样的地区并不一定要做PET-CT这样昂贵的检查，在美国也没有成为常规，约80%的患者未接受PET-CT。但在手术前，患者应接受优质的内镜和CT检查，这也是美国15年前的常规。现在美国大多数胃肠医师已成为超声内镜专家，所以开始做常规的EUS检查，目前也比较依赖于这一检查。
《论坛报》：食管癌分子标志物研究大都停留在发现分子标志物阶段，很少将发现运用于临床，对此您有何评价？
Ajani教授：当在肿瘤中发现新的基因，必须要使其成为“可诊断性的”，才能运用于临床。我们近来发现的一个标记（signature），它能够“告诉”我们哪些患者可以免于手术而获得治愈。我们试图不把这个标记的诊断性检测商业化，但这是很大的挑战，可能有很多年的路要走。在这个商业化的世界里，就像发现新疗法一样，每种“诊断性”标志物的研发都面临巨大挑战。
《论坛报》：日本与中国情况相似，食管癌以鳞癌为主，那么在内镜治疗方面是否有别于腺癌？
Tsuneo教授：是的。日本已针对鳞癌和腺癌制定了不同的内镜切除指征，而且鳞癌的推荐相对成熟些。对于鳞癌患者，病变局限于黏膜上皮及固有层时是内镜治疗的理想人选；浸润黏膜肌层和黏膜下层≤200 μm时可以考虑内镜治疗，但如果淋巴管受侵犯，则推荐联合放化疗或开放手术；黏膜下层浸润深度＞200 μm时，推荐内镜黏膜下层剥离术（ESD）+放化疗。
《论坛报》：在ESD方面，日本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Tsuneo教授：这种技术已超过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在日本应用比例逐步升高，数据显示，ESD的R0切除率远高于EMR（92%和58%）。而且最近我们发现，在ESD后即刻注射类固醇激素可以明显降低术后狭窄的发生率。
《论坛报》：您认为胃癌治疗的主要难点在哪？什么是影响胃癌治疗预后的主要因素？
Bang教授：术前判断腹膜是否浸润是件难事，影像学结果往往不太明确。在预后方面，东西方的差异主要是由手术技术造成的；而在亚洲国家间，预后差异主要是由于早期诊断率的不同造成的，尤其是中国。韩国虽未按性别或发病风险采取不同筛查策略，但建议40岁以上人群每1~2年进行一次胃镜筛查，像我就每年做1次，我也强烈建议中国坚持开展这样的筛查项目。
《论坛报》：全球对局部进展期胃癌围手术期辅助治疗模式（术后放化疗、术后化疗、手术前后化疗）意见不一。对于亚洲患者，术后化疗模式是否最为适宜？如果是，S-1（替吉奥）与XELOX（卡培他滨联合奥沙利铂），哪种方案更优？
Bang教授：对于亚洲患者，术后化疗的疗效是较为肯定的。新辅助治疗的最大问题在于患者可能错失手术时机。所以，对于可切除病变，我们会首选手术；仅对于潜在可切除病变（例如T4）和不可切除病变，尝试先作化疗。至于术后联合放疗，在D2根治术后我们不作常规推荐。
就辅助化疗方案而言，作为CLASSIC研究的PI（主要研究者），我会推荐ⅢA和ⅢB期患者首选XELOX，Ⅱ期患者可选择S-1或XELOX。
《论坛报》：在CLASSIC研究中，亚组分析并未看到辅助化疗在女性患者中有差异，原因何在？临床实践中该怎么办？
Bang教授：不要过于相信亚组研究的结果，而且该研究中女性患者数目也有限，所以临床中对男、女患者的推荐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