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报》：在您的报告里面提到了分子标志物还存在很多问题，能否请您阐述一下为了实现那个美好的愿景，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吴一龙教授：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已经开始非常长的时间了，但直到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要证实一个生物标志物的临床疗效预测性，最好是能有一个相应的药物来进行相应的疗效判断。现在标志物之所以能成为热门话题，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针对这些标志物的相应的一些药物或者一些治疗方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这几年随着人类基因组学的发展，我们的检测手段越来越多了，也越来越丰富了。只有这么丰富的检测手段，才有可能把过去不易发现的小概率事件发现出来。这两个前提构成了生物标志物向前发展的良好条件。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么精细的检测方法要用到临床常规上，它就必须规范化，而规范化就必须要做非常多的工作。但目前我们在规范化和标准化方面做的非常不够。另外，我们要把现在所有的临床前化合物用到临床，按照传统的研究方法，一个药物要用到临床，经历的时间是好几年甚至是十几二十年，这么长时间是无法满足临床需要的，我们必须要创造新的方法来缩短这个研究过程，只有做到这些，生物标志物的个体化治疗才能做得到。
    《医师报》：您认为除了生物标志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途径可以实现个体化治疗？
    吴一龙教授：目前对个体化治疗的定义是根据特定患者的疾病相关基因表达或相关信号通路激活状态制定针对该患者的最适宜的治疗方案。可靠的分子生物标志物的确定是实现成功个体化治疗的关键。但是生物标志物只是个体化治疗手段中的一小部分，我们还可以根据其他的条件如分子功能影像学，走另外一条途径来发现人体的个体化差异。将来的个体化治疗是一个综合体，包含许多方法和途径。
    《医师报》：肿瘤的发生机理是很复杂的，咱们现在找到的生物标志物是否准确？
    吴一龙教授：目前对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方法还没有达到一个完善的程度，现在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浅显的表层，看到有点苗头研究就停止了。其实还需要做大量的验证工作，但是现在验证的工作很少人愿意去做。最近有些专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有人根据生物标志物来重新设计临床试验方案了。
    《医师报》：目前阳性结果的临床试验生存期延长不明显，对这种类似的研究您怎么看？
    吴一龙教授：我觉得问题出在如何选择患者上。十几年来的经验证明，非选择患者的临床试验，生存时间的延长都是有限的。而选择患者，特别是基于生物标志物选择人群进行临床试验，生存时间的延长才会非常明显，同时，才能非常快地把生物标志物确定下来。2002年，我们对70-100%的肺癌患者病人用药是没什么效果的，而我们现在根据标志物治疗，对选择明确的患者，有效率一下子提升到75-85%，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医师报》：现在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参与到基础研究当中，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吴一龙教授：以前的许多医学基础研究在做到半路时就无法做下去了，原因就是没有临床医生的参与。要做临床研究没有临床医生的参与，怎么做得下去哪？今天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已经慢慢达成共识。两方面的人都有一个需求，就是要把两方面的研究结合到一起来做，这是一个趋势。基础的也可能做临床研究，临床的也可能做基础研究。这种结合就形成了现在所谓的转化性医学。
    《医师报》：您认为转化性医学核心内容是什么？
    吴一龙教授：转化性医学就是基础和临床之间的一座桥梁，两者之间要保持一个最直接的、最宽敞的链接。简单地说，就是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要尽快转化成临床上能够应用的技术。另一方面是临床上发现的问题，要求基础研究来解决，因此转化性医学是一种双向的过程，目前这方面做的还很不够。
    《医师报》：现在社会上强烈呼吁肿瘤要加强预防和控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一龙教授：要彻底解决肿瘤问题当然是预防为主，但应看到，预防固然重要，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期作战。需特别强调的是，眼前已经有那么多的已发生肿瘤患者，因此治疗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不能光提预防就置眼前患者于不顾，片面地淡化治疗工作，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预防和治疗缺一不可、需要同时进行。预防医学在未来要更多地加强工作，在肿瘤未发生之前就把它消灭掉，那是最好的了。说起肿瘤的预防，拿肺癌为例，其实有些事情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不吸烟，只要把吸烟的问题解决好，肺癌的预防工作就会卓有成效，这个问题强调了多少年，但就是控制不了。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呢？所以预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