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都能在控烟工作中有所作为，中国的烟草控制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困难。”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有效的控烟措施终会在中国实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杨功焕
    这是近几年来，杨功焕教授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一直在强调的两句话。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控烟组织和控烟人士，包括医学界专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吸烟的危害和烟草控制的重要性。本期我们要讲述的，是控烟史上一次小有成绩的努力，以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次努力  一大进步
    5月8日，《解放日报》的一则小消息让控烟界炸开了锅：
    昨天上海烟草(集团)公司向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捐赠人民币两亿元，这是中国馆自2007年12月启动定向捐赠以来，接受到最大金额的一笔捐款。
    中国控烟协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和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不约而同地关注这则消息，纷纷酝酿如何阻止这一行为。
    5月10日，中国控烟协会在日常工作会上向多名控烟专家通报了此事。包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胡大一和北京宣武医院胸外科教授支修益在内的诸位专家都感到不可思议。
    “我国刚刚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作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更应该率先执行。所以我们认为这种事总得有人提出来……”支修益教授回忆起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
    胡大一教授则认为，我国成功举办了无烟奥运，这对世界产生了非常正面的影响。世博会也应该和奥运会一样精彩，不能让烟草成为阴影。“我们不仅要将世博会办成无烟世博会，还要以此推进中国戒烟。”
    “知道信息时已经比较晚了，当时多名专家在一起讨论，该以什么方式参与、表达这种心声，最后大家决定以联名信的形式上书有关方面。”胡大一教授说。
    于是，20位控烟专家联名写信，呼吁上海世博局退还两亿元捐款，并且明确指出：接受烟草企业捐赠的行为，属于烟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由对国际活动进行赞助的行为，这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有关条款。
    与此同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和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也分别向上海世博局发函，希望对方能退还两亿元捐款。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当事人透露，当时上海世博局收到各方信函后，立即做出了反应，答应终止赞助。但由于这是一笔大款项，世博局需要时间“走程序”。尽管后来又经历一些波折，上海世博局才终止了烟草集团的捐款，但时至今日，这位当事人对世博局的这种快速反应和积极表态表示赞赏。后来，她还给世博局发去一封致敬信，高度赞扬和肯定了他们的行为。
    “我从媒体的报道中得知有关方面终止了烟草赞助消息。媒体报道后，朋友给我发来短信，都说支持我们的行为。”胡大一教授回忆道。
    “我觉得做了不合规范的事情，自己提出改正，政府的威信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我不是主要发起人，但也和广大控烟人士一起参与了控烟协会的活动，所以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是控烟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位当事人表示。“当然，前提是有《公约》的基本原则在支持着。”

    “《公约》是必须遵守的，不管是哪个领导、政府签订的，我们只有一个立场，就是政府的立场。不管你是什么官，你是谁，所作所为就是维护政府的立场，承认公约、批准公约在中国生效，我们就要履行这个公约。”这是所有控烟人士的共识。
控烟，从普及《公约》开始
    这位当事人提到的《公约》，是指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通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当时，包括我国在内的192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该条约，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第一部国际条约，于2005年2月正式生效。
    随后，我国成立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牵头，卫生部等8部委共同参加的履约领导小组和办公室。2006年1月9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
    《公约》第13条明确要求，“缔约方应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特别指出“禁止对国际事件、活动和/或其参加者的烟草赞助”。2008年在南非德班举办的《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针对《公约》第13条制定了全面有力的实施准则，“各缔约方同意，烟草行业不能有为了推销其致命产品的所谓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据胡大一教授介绍，在《公约》的支持下，我国控烟组织和控烟人士通过友好提醒的方式，成功劝告政府部门远离烟草捐助的成功案例并不止世博会这一次。
    2008年11月26日，民政部公布了“中华慈善奖”140家企业候选名单，其中有6家烟草企业。得知这一消息后，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中国控烟协会、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等机构分别致信民政部，指出烟草企业参评违背了《公约》，建议不授予这6家烟草企业“中华慈善奖”，民政部很快予以回复，而且12月5日公布的评选结果显示，没有一家烟草企业入选。
    虽然劝告成功，但让控烟人士感到遗憾的是，《公约》在我国的知晓率极低。正因为如此，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许多机构都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拒绝烟草。
    这也是杨功焕教授所担心的问题。她曾不止在一次会议上对与会者做过调查，发现“即便是知道有这个公约，但了解具体内容的人也少之又少”，这给控烟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控烟，要从普及《公约》开始。

    戒烟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积极推进戒烟控烟工作。
挖山不止，就能搬动大山
    《公约》的精神需要宣传，这也是所有控烟人士的责任。而《公约》的履行，则需要各方人士的支持。
    “在控烟中，有三类人很重要：一类是医院的医生，二类是政府公务员，三类是学校教师，医生对患者、公务员对公众、教师对学生都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否则说服力不强。”作为医生，支修益教授非常清楚医生在控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医务工作者在烟草控制中具有独特潜能。没有医生在综合控烟行动立法上的主导作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控制烟草蔓延的努力中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
    据胡大一教授介绍，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戒烟、或者每一项关于健康工作的推进，做得成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英国和香港，最先动员起来的都是医生。“为什么我们医生要积极地行动起来？实际上，戒烟控烟也好，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好，都是为了创造健康的环境，并最终实现对慢病的预防和控制。”胡大一教授认为，慢病的防控实际上是一个动员的过程，必须动员可以动员的每一个人，让其对自身的健康负责。而首先应该动员的是医生，尤其是学科带头人。
    然而，一项统计表明，目前我国仍有50%的医生在吸烟。杨功焕教授认为，我国很多医生只是泛泛地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并不知道吸烟影响健康的具体的循证医学证据，以及如何科学戒烟的知识。
    “如果医生当着患者的面吸烟，老百姓怎么想？至少认为吸烟危害不大。既然意识到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医生是否应该劝导患者不要吸烟？”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教授质问道。
    在戒烟方面，专家们希望医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支修益认为，尤其是呼吸科、心内科、肿瘤科和胸外科医生，包括学科带头人、医院院长要率先远离烟草，并告诫患者、周围的朋友远离烟草。其次，要掌握如何戒烟的基本常识。在日常临床工作中，医生有责任去帮助烟民根据自己的烟草吸入量，尼古丁依赖性和个体情况，包括职业特点和文化程度，制订一个切实有效的个体化戒烟处方。再次，医生要积极参与健康教育工作，通过健康大课堂、广播报纸电视等媒体，告诉大众“吸烟有害健康”。
    而加快建立“无烟科室”和“无烟医院”则成为了最近几年控烟工作的重点，这对医生又提出了更高要求，如规定医生在问诊的时候问到患者“抽不抽烟”；如果遇到烟民，医生要实施简短的劝告。“这是无烟医院要求中新增加的两条，我觉得如果医生能够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行动去教育患者，效果会更好。”吴宜群教授说。
    此外，胡大一教授认为，医生还有责任积极推动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使其更有作为。
 “我从来不认为控烟人士和医务人员在这次世博会终止烟草集团捐款中做了什么，因为宣传《公约》精神和用实际行动来履行《公约》就是我们的责任。” 吴宜群教授告诉记者。
    同样，胡大一教授认为，戒烟控烟不仅是医生的责任，更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这是个好的结果，尤其在大家都感觉戒烟、控烟十分困难，需要发挥‘愚公移山’精神的时候，这个事情给了我们信心，让大家看到只要我们坚持挖山不止，就可以搬动大山。”
    在中国，控烟工作只是开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